紀念村山富市:日本轉瞬即逝的"良心"

2026-01-15 | 來源: 大聲思考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村山內閣雖僅維持短短的一年半，但村山一生的歷史價值，不僅在於其擔任首相期間的執政實踐，更在於其超越政治任期、貫穿畢生的歷史省思與和平行動。卸任後的20余年間，村山擔任日中友好協會名譽顧問等職，持續推動兩國歷史和解與民間互信。1995年5月，村山訪華，成為首位到訪盧溝橋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的日本在任首相，留下“正視歷史，祈日中友好、永久和平”的題詞。1998年，他以日本前首相身份訪問南京，成為首位親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日本政要。在紀念碑前，他敬獻花圈、垂首默哀，並在留言簿中寫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201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村山也專程赴京表達敬意。2020年8月15日，“村山談話”發表25周年之際，村山經由媒體發表感言，期待這一談話繼續為日本、亞洲以及世界的和解、和平與發展作貢獻，並強調日中兩國構築長久友好關系極其重要。

日本右翼思潮泛起與村山精神的遠去

令人惋惜的是，“村山談話”發表以來的30年，日本在錯誤歷史認識的軌道上漸行漸遠。日本在歷史問題開倒車，主要緣於其國內政治的日益右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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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傾化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在日本社會由來已久，甚至可追溯至戰後較早時期。日本右翼長期主張修正戰後歷史認識，對侵略戰爭責任持否定立場，並試圖重構有利於日本的近代歷史敘事。20世紀80年代初期，已經成為超級經濟大國的日本，提出要進行“戰後政治總決算”，並欲在國際社會爭做“政治大國”，日本政治由此正式拉開了右傾化的帷幕。80年代期間，日本便曾因“歷史教科書問題”與中韓等國在歷史問題上爆發外交摩擦。冷戰結束後，隨著日本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明顯增強。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日本政界開始占據上風並對日本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

1993年，日本自民黨第一次下台，但同時社會黨等左翼政黨亦由於冷戰結束而面臨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國民中的支持率與影響迅速下降。村山辭去首相之後，社會黨急速邊緣化，偏右的民主黨則取而代之，與自民黨構成了新的兩大政黨體制。由此，冷戰時代保守政黨與革新政黨對立的圖式崩潰，日本進入了整體右傾化的時代。小泉純一郎自2001年就任首相之後，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傷害了中國人民感情，令中日關系嚴重惡化。2009年自民黨第二次下台，但此後的民主黨政權在短暫的執政期間表現不佳，導致其信譽破產並陷入長期分裂與衰弱。安倍晉三則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後，通過強調外部威脅與經濟刺激，成功鞏固了保守派選民，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加速演進。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大搞歷史修正主義。安倍公然質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竭力為甲級戰犯辯解，更積極主張參拜靖國神社。2015年戰後70周年的“安倍談話”中，安倍雖然表示繼承歷屆內閣立場，並加入了諸如事變、侵略、戰爭等詞，然而，“安倍談話”對日本的主體性表述模糊，僅以泛泛之論談論戰爭問題。既未直面書寫作為侵略戰爭主體的日本政府及軍隊，也未明確指出究竟誰應承擔侵略戰爭的責任。文中還刻意加入了“100多年前西歐列強殖民地擴張”等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將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的含義加以普遍化、相對化乃至正當化。這樣的表述無助於深化日本社會對戰爭責任的認識。村山也對此表示批評，指出相關表述與“村山談話”在實質內容上並不一致，難以認定其體現了對談話精神的繼承。2025年高市早苗的上台，則是日本右傾化進一步凸顯的體現。高市早苗以安倍繼承人自居，其許多爭議性政策與言論，並非個人獨創，而是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推崇主張的集中化，均有跡可循。尤其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高市否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的言論，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行為，正是日本國內一部分歷史修正主義勢力的長期訴求。

日本的加速右傾化，有其社會土壤。冷戰結束以後，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在此期間，日本經濟持續低迷，社會普遍彌漫著失落與焦慮情緒。加之日益嚴峻的高齡化與少子化問題，以及近年來不斷上漲的物價進一步加重了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加劇了社會的不安。不少日本人試圖通過強化國家認同、重塑民族自豪感來尋求心理上的代償。美化侵略戰爭、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修正主義的回潮，正是這種情緒的集中體現。另一方面，中國則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與日俱增，與日本的國力衰退形成鮮明對照，更使一些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充滿了壓力和危機感，甚至增強了與中國競爭和對抗的意識，因此開始大肆散布“中國威脅論”。自2010年起，日本長期占據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被中國取代，這一結構性變化更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顛覆性的心理沖擊。這不僅僅是數字上的逆轉，更預示著東亞領導權的易位，觸發了日本深層的戰略焦慮與身份失落感。為了解釋這種地位的失落、整合國內共識、渲染“中國威脅論”便成為一個自然而有效的政治工具。它將中國的發展塑造為一種對現有國際秩序和日本國家安全的“挑戰”，從而為日本對華競爭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就這樣，在日本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日本政治的“右傾化”愈演愈烈。一時間，日本社會沉渣泛起，各種政治勢力競相“爭右”。一些諸如參政黨等極右政黨的出現並受到追捧，客觀上促使自民黨越發向右傾斜，日本政壇出現了右翼勢力集結傾向。可以看出，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國內輿論已逐步趨向統一，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開始認同右翼政客的歷史主張。那種認為右翼政客在日本不受歡迎的言論，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今日本社會的誤讀。高市早苗在涉台言論上大放厥詞，國內支持卻不降反升，在年輕群體中的支持率尤為突出，便是日本國內輿論轉向的突出佐證。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本戰敗80周年。對於日本而言，這本應是深化歷史和解、開創地區和平新局的重要契機，日本卻在新一代右翼政治家的主導下，在右傾化道路上加速行進，引發了中韓等亞洲國家對日本歷史問題立場及其地區安全影響的廣泛警惕。村山富市的逝世，象征著一個敢於直面歷史、倡導和平的政治世代漸行漸遠。在歷史修正主義逆流湧動的今天，村山所代表的懺悔與和解精神，及其對和平主義的畢生堅守，愈發顯得珍貴而迫切。這不僅是對日本政治人物的深刻拷問，亦是對亞洲乃至國際社會如何守護歷史正義、維護持久和平的嚴峻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