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镜头对准淋雨一小时的婴儿短剧流水线上的最后一丝人性没了

17日，冬夜。某短剧片场，洒水车轰鸣，人工暴雨倾泻而下。

一个婴儿被置于镜头中央，浑身湿透，哭得撕心裂肺。

剧组不是没有替代方案，假娃娃道具就在旁边，换上去不过多花几分钟。

但是，他们没换。

理由很“专业”：赶进度。

剧中饰演婴儿母亲的女演员事后透露，这场戏里婴儿的片酬仅800元。

十天前，国家广电总局刚发了《儿童类微短剧管理提示》，白纸黑字写着：“不得安排儿童出演超出其身心承受能力的戏份。”

十天后，这条红线被一场人造大雨冲得无影无踪。

假孩子是道具，真孩子是条命。

不过，在这个剧组眼里，两者没区别，甚至真孩子更好用——哭声更真实，还省了换道具的麻烦。

一种彻底的“物化”，活生生的人，成了拍摄流程里一个可以牺牲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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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什么艺术？

这叫高效率的残忍。

很多人第一反应，会骂那对父母。

八百块就把孩子送去遭这种罪，心肠是什么做的？

骂，当然解气。

但把眼光拉长，扫过历史的尘埃，你会发现，这种选择在穷困面前，常常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中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贫困家庭将子女视为一种经济资产，迫使其过早参与劳动以补贴家用，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生存策略。

中国明清至民国时期，贫苦子弟被送入商号作坊做学徒，数年无薪劳动以换取未来生计，其劳动价值被视为家庭重要补贴来源。

我姥爷说过，他12岁就做起了学徒，在远方亲戚的杂货铺干了三年。每天睁开眼就干活，到了深夜倒头就睡，太累了。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爷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儿童七八岁起便开始承担农业辅助劳动。

放眼海外，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棉纺厂里童工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工资仅为成人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收入构成工人阶级家庭经济的重要部分。

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更为具体地揭示，十九世纪美国费城的德国与爱尔兰移民家庭中，儿童劳动贡献了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八至百分之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