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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例!他用超声波"重启"阿尔茨海默大脑...

上海瑞金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孙伯民，曾与所有人一样，认为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病无法可医。

直到2024年，一次为母亲治疗其他病症的“聚焦超声”手术，意外地点亮了她的认知——她开始能认出家人，会计算，也有了情感需求。

阿尔茨海默患者接受聚焦超声治疗

这个奇迹般的信号，促使孙伯民从去年开启了临床试验，用无创的超声波，直接刺激阿尔茨海默症的大脑神经环路，打破了过往依赖药物的治疗方式。

入组的患者里，有人开始做家务，重拾过往的爱好，有人记起了久未联系的亲人。根据《中国阿尔茨海默病报告2025》，中国这类患者已近1700万，绝大多数未获诊断。

面对这个全球难题，孙伯民团队的发现，如同在黑暗中凿开一道新的缝隙。它虽然仍在探索初期，却为无数家庭带来了不同的希望。或许医学的突破，往往始于对一次“意外”的珍视与追问。

撰文：张雅兰

责编：陈子文

孙伯民接受采访

孙伯民是上海市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的主任，从医30多年，他的双手在无数患者的大脑中穿行。强迫症、抑郁症、厌食症……这些与人类神秘脑区相联的疾病，都能通过具体的方式诊断、修复、治愈。

然而，当阿尔茨海默病降临至自己母亲身上，这位手握柳叶刀的专家，也无能为力。孙伯民的母亲此前一直在美国生活，确诊阿尔茨海默后，又加上父亲离世，孙伯民就将母亲接回了上海，因为工作很忙，他为母亲请了保姆。

他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这个病还有什么法子可以治疗，“我的认知是，它会持续发展，不断进展，而且目前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这种发展。另外没有任何药可以治疗……得了这个病，那就是只能接受。”

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被称为“最漫长的告别”的疾病，正一点点擦去母亲的人生印记。她不记得孙伯民的两个孩子，叫不出很多亲戚的名字，没有时间概念，患病的时候，每天就是静静坐着，除了吃就是睡觉。孙伯民的舅舅去世，她也没有反应，情感世界仿佛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

2023年，孙伯民的母亲逐渐出现了别的问题，“肌张力障碍”，也就是舌头会不自主地伸出来，没办法收回去，明显影响到了生活质量。一般来说，临床上会用聚焦超声（俗称磁波刀）的方式治疗肌张力障碍，这类医疗手段已相对成熟，孙伯民便给母亲做了手术，改善了50%。舌头不再往外伸。

孙伯民看望母亲

一个月后，一直在照顾孙母的阿姨跟孙伯民说，发现奶奶的认知似乎好了起来。这在孙伯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已经确诊阿尔茨海默症7、8年，这个病几乎是不可能好转的，这颠覆了他过往的医学认知，所以也没太往心里去。孙伯民觉得，有可能只是一时的改变，毕竟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经常时好时坏。作为医生，他觉得还是先冷静观察一下。

然而，变化如涓涓细流，似乎真的在慢慢发生。两三个月间，不只护工，所有去看望母亲的亲戚都感受到了显着的不同，“她脑子要清楚很多，说话条理逻辑性都很好，在我看来，和常人无异。”

更让孙伯民触动的是，母亲开始“有需求”了。以前他去不去看她，母亲从不过问。现在，她会和孙伯民说：“你好长时间没来了，有空多来看看我。”

“我母亲脑子清楚以后，每次我去看她，她都会跟说，我这个现象你要好好研究，怎么我脑子一下就能够清楚了，一直督促说你要好好研究。”孙伯民说。

一个为治疗运动障碍而进行的手术，竟意外撬动了“阿尔茨海默症无法治愈”的坚固认知壁垒，这是医学史上概率极低的“偶然”。

孙伯民没有让这个发现溜走，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逆向探索：不是从动物实验推及人体，而是从母亲这个“活生生”的临床案例出发，反推其作用机制。

“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是观察和思考”，孙伯民说，“以前人家一直说我们中国医生很厉害水平高，比如做阑尾炎手术，外国人做1000例，我们能做1万例。但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未必做1万的人，就真的能够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新突破，有些东西，如果你不留意，可能也就错过了。”

孙伯民在给病人问诊

在孙伯民启动他的研究之前，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绝望之谷”。

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发病率最高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然而，与它的高发性形成残酷对比的，是治疗手段近乎于零的窘境。

“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看起来很多很热闹，每天都有‘震撼’的东西出来，但作为我们临床的话，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能不能治疗，到底有没有效果？事实上，目前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手段，药物也基本没什么用。”孙伯民总是直白而尖锐。

这种无力感，不仅弥漫在学术界，更深深烙印在每一个患者的家庭里。孙伯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他的一位好朋友父亲患病后对他说：“家里有一个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对人的精神上的摧残太大了。你可以想象一个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一辈子他对你好，等到你想对他好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知，甚至不如一个陌生人，因为帮了陌生人，他还会有反应。”

钱阿姨和患有阿尔茨海默的老伴

钱阿姨也是在这样的绝望中，找到了孙伯民。她的丈夫老郑在十年前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说话马头对不上马尾”。确诊后，病情无可逆转地滑向深渊。

这两年，最让钱阿姨崩溃的是丈夫行为上的失控，她刚买了20斤大米，只吃了一顿，丈夫就把尿尿进去，他还会在冰箱旁边尿尿，门口尿……甚至，他会在家里有客人打牌时，突然脱光衣服站在门口，甚至偶尔暴躁地打人。

十年间，钱阿姨和女儿带着丈夫跑遍了上海各大医院，尝试了所有听说过的药物，包括昂贵的进口药，在听说上海一家医院有比较新的治疗方式后，她也曾带着一丝希望找到这家医院，医生检查后却告诉她：“你这个（脑萎缩）50%也没有了，没救了，把钱扔到水里面去了。”

“一点效果也没有的，只有越来越坏”，钱阿姨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生活上的重心也彻底坍缩成一件绝望的事——没日没夜，照顾一个不可能好转的病人。

她每天的24小时，是彻底与丈夫捆绑的、无奈且疲惫的24小时：他早上不起床，钱阿姨就和护工两人把他拉起来，给他穿衣服。还要帮他吃饭、洗澡，带他去上厕所，控制他不乱跑……她的睡眠常常支离破碎，精神摇摇欲坠。

她的情绪也在心疼与怨恨之间反复撕扯。女儿心疼母亲，建议把父亲送去养老院，但是钱阿姨心疼老伴儿，舍不得。在她眼里，老伴现在就像一个3、4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了，“送去养老院，万一别人不给他吃，打他骂他，他都不知道。但关键是他不听你的，真的很委屈，有时候真的恨他。”

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情感上的巨大折磨，还有沉重的经济与护理压力，钱阿姨和丈夫的退休金，几乎都用在了治病和请护工上。“好的护工很难找，很多人不愿意干，好不容易找到人，对方要工资高一点……我们两个人都是低工资的，几乎所有的退休金都用掉。”像钱阿姨这样的家庭不计其数。

这个世界性的难题，病因不明，预防无门，治疗无效。患者像被困在时间的孤岛上，记忆不断被潮水带走，最终连至亲的面容和情感的纽带都一并湮灭。家属则在与绝望的持久战中，耗尽心力，也无能为力。

孙伯民和团队开会讨论

发现聚焦超声确实改善了母亲的认知问题后，孙伯民非常兴奋和激动，“我白天想这个事，到了晚上，还是一直在想，梦里也全是这件事，第二天有了一些想法，都分不清是思考出来的，还是被托梦了。”

有了进展就拉着团队一起讨论，他准备了一年多，通过了医院的伦理审核，正式开始了临床研究。

他们需要从母亲的治疗参数中，剥离出那些可能对认知改善起关键作用的因素：靶点位置在哪里？能量剂量如何？治疗模式怎样？他们反复讨论，建立模型，在未知中小心摸索了一年，才觉得初步成熟，可以开始小范围的临床探索。

此前，孙伯民对阿尔茨海默没有任何研究，开启临床试验后，开启相关学习

此前，全球用超声波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研究，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低能超声”上。其逻辑是：用低能量超声波暂时、可控地打开大脑的防护墙——“血脑屏障”，从而让那些被认为可能有效但难以入脑的药物（如当时热门的Aβ单抗类药物）能够更好地进入大脑发挥作用。这相当于为药物“修路”。不过依然没什么效果。

但孙伯民母亲的案例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或许不需要依赖这些效力有限的药物，“高能超声”本身就能直接作用于大脑深处的神经环路，产生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

为什么全世界都没人发现？孙伯民分析，“因为高能超声在国外主要批准用于治疗特发性震颤和帕金森病。而在治疗这些病人时，如果病人同时伴有阿尔茨海默症，会被认为是‘共患病’，属于不适合做的禁忌症。

所以，全世界治疗了好几万例，却从没有人给一个同时有帕金森（或运动障碍）和AD的病人做过，这个现象自然就发现不了。”

而他母亲，恰恰因为患有需要高能超声治疗的“迟发性运动障碍”，同时又是一名AD患者，像一把独特的钥匙，意外打开了一扇从未被开启的门。

聚焦超声治疗阿尔茨海默的具体过程

关于治疗原理，孙伯民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患者戴上一个装有1024个微型“换能器”的头盔，治疗时，这些换能器同时发射高能超声波。每束超声波单独穿过头皮、颅骨、最终抵达脑深部神经。当1024束波在磁共振的实时引导下，精准聚焦于大脑深部某一个预设点时，就会产生强大的生物学效应。

“就像乡下拿簸箕抖玉米稻子，震荡以后，它原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改变了，重新分层分级了”。这种“震荡”，可能清除了异常的蛋白沉积，可能激活了休眠的神经环路，也可能同时作用于多个层面。具体是改变了什么，目前还未知。

病人的治疗过程，大约两小时

2025年，他们正式启动了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聚焦超声临床研究。首批入组了7位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患者，结果也令人振奋，“有两个重度的患者，做完手术第二天就有变化，但是后来效果逐渐减弱，但是其余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平均改善率约50%”，孙伯民说。

患者王桂芳（化名）的变化非常明显。她曾是中重度患者，记忆丢失，整日呆坐，眼神空洞。治疗后的变化是渐进而全面的。

她的女儿详细记录了母亲点滴的进步，几乎每天都会把母亲的变化发给孙伯民：她母亲开始关注家人聊天，主动做家务、洗衣服、收被子，这些都是她生病后从未有过的。她甚至重拾了生病前唱歌的爱好，周末一定要家人带她去唱卡拉OK。

最动人的一个细节是，一天，她突然用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女儿翻看记录，上一次通话还是一年多以前。电话里，母亲逻辑清晰：“我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女儿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她回答：“手机里都存了，我翻翻就知道了。”

这似乎只是一些偶发事件？能否证明患者真的在好转？孙伯民觉得，“这些变化涉及的东西非常多：思维、记忆、情感……这些行为模式改变，或许无法证明患者被治愈，但足以说明病人认知层面的改善。”

至于未来，孙伯民也非常乐观，“能够发现一个新的治疗方式，并且实际地改善病人症状，已经非常令人振奋。况且，这只是初步的临床试验，未来，有了一定研究基础，还可以进一步做治疗，还可能有新的发现，病人状况也可能越来越好。”

孙伯民正在查房

这条全新的探索之路，绝非坦途。孙伯民和他的团队，始终行走在医学、伦理与舆论的刀尖之上。

首先是疗效评估的难题。阿尔茨海默症极度复杂，传统的心理量表，往往难以灵敏捕捉患者那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早期变化。“病人家里面明显觉得第二天表情、眼神都不一样，你说表情眼神他量表里面怎么可能体现？”孙伯民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直言。

患者突然主动打来的一个电话、重拾的一项爱好、多出来的一句关心，这些充满生命质感的改善，在冰冷的量表数字前无从体现。他们不得不建立更精细的数据库，记录每一点滴的变化。

其次是未知的长期效果与机制。孙伯民和团队是“倒过来做研究”——先看到了明确的临床效果，再回头去探寻背后的医学原理，“其作用机制究竟是什么？是清除了大脑中的Aβ淀粉样蛋白斑块，还是减少了Tau蛋白神经纤维缠结？或者是影响了目前科学尚未认知的第三、第四种关键病理因素？”

关于这些，孙伯民也未知，至于治疗的效果能持续多久，是否需要重复治疗，最佳治疗间隔是多久，也是下一个阶段再探索的问题。一切都是未知数，他们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

手术中的孙伯民

最大的挑战，或许来自伦理与观念。用物理方式干预大脑，总会引发“是否会改变人格”的伦理担忧。对此，孙伯民有着辩证的思考：“我们治病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疗他的疾病，什么都没有改变，怎么治疗疾病？”

他以强迫症手术为例，术后患者可能从极度较真、追求完美变得有些“随便”，“但这种改变的是他病理的东西……让他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他认为，关键在于权衡利弊，在安全的前提下，解除疾病带来的痛苦，重塑有质量的生活。

但是好在，聚焦超声的技术，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是无创的，已经相对成熟。

在进行这项临床试验之前，孙伯民也开展过脑机接口治疗抑郁症，磁波刀治疗厌食症的临床研究和治疗，他常常不循规蹈矩，跑在医学研究的最前沿，因此难免面对同行或外界的非议与不解。

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自己的态度：“大家通常所说的给你泼脏水，你怎么样做最合适？我想起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跑得更快。很简单，因为你已经走得很远了，脏水泼不到你，非议你听不见。”

治疗后的老郑：能够基本自理，和家人有了交流

在意外看到临床试验的招募消息后，钱阿姨也带着老伴参与了临床试验。

治疗后第二天，老郑就已经有了一些微小改变：虽然话依然不多，但钱阿姨觉得他“眼神有光了”，早上能自己穿衣服了，也能够找到厕所，能够自己刷牙了。

半个月后，老郑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洗碗，也能够在辨认一会儿后认出钟表上的时间，和女儿交流时，准确说出自己和妻子的名字......

如今他脸上也出现了久违的笑容，“他生病以后，10年没笑过了，他哭我就跟着哭”，以前，他会突然坐在一边默默流泪，钱阿姨问他，他也没有反应，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

钱阿姨不再避讳外人和镜头，她仰着头对老伴说：“我们俩亲一个吧，我们以后都不哭了，我们要笑，笑一笑，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