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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家庭 更容易教育出"逆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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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意味著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源,隱含的判斷是:這代年輕人至少在物質層面是豐裕、不缺什麼的。這是“富足”的起點。但我們的思考不止於物質。精神層面則復雜得多。例如《張醫生與王醫生》裡王醫生的女兒,生活優渥,但在精神層面上和父親的預期或想象存在巨大代際差別。


最初我們直覺認為,上一代可能更信奉新自由主義,而年輕一代不那麼在意。但在采訪中發現,物質與精神的落差展現的面越來越廣,表現的點越來越多。整個采訪過程也是我們不斷豐富認知的過程。

楊櫻:“富足”更偏向一個整體的社會概念——社會進入了富足時代,他們承接了社會提供的各種便利,但落到個人體感上,真是千差萬別。即便書裡的采訪對象,我覺得他們大多也是比較孤獨的。


伊險峰:每個人對財富的理解不太一樣。我們有兩小時以上的面對面深入聊天,可能會互相舉例說“你就是富足一代”,因為對比從小吃什麼、喝什麼、玩什麼……充分交流後,他可能會接受這個看法。

新周刊:書中說采訪對象找得很不容易,你們在找采訪對象的過程中有什麼標准嗎?

楊櫻:這個選題其實有點像個雪球,是一點點滾起來的。最初我們想了解年輕人的政治立場由哪些標簽構成,標簽背後是什麼。但直接按標簽尋找很困難。詢問身邊人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我身邊沒有這樣的人。”

打開局面是通過原《好奇心日報》的一個讀者群。一些讀者自願成為“志願者”,又陸陸續續地介紹了其他采訪對象。雖然不是預期中身上有那些標簽的人,但是年齡層次都在最初劃定的范圍內。隨著采訪深入,催生出新問題:我們面對的是幾個人、幾種人,還是根本不該用標簽去劃定?後來我們認為,這些特征或許能標記一個時代。這本書就是在不斷提問與回答中探索,也沒有最終的答案。

伊險峰:開始的時候可能走了彎路,直接將某類標簽貼給人,會讓人警惕,因此很難找到願意交流的人。即使在網上是活躍的“鍵盤俠”,現實中也沒人願意被陌生人這樣定義。後來我們意識到必須跳出單純的1995-2005年齡層,將問題置於兩代人的關系中考察。


新周刊:訪談集中在2020—2021年,但動筆在2023年。這中間的環境變化,是否會影響你們對當年訪談的理解?如果現在再做同樣的訪談,會有什麼不同?

伊險峰:我們基本上沒有用後來的思維去解讀當時的材料。比如書中張心怡談論“飯圈”的部分就很典型——在東京奧運會之後,乒乓球的“飯圈化”成了一個持續至今的社會話題;但在2020年,這一切對我們來說還都是新鮮的。即便從現在看,她當時對飯圈的理解也已相當深入。後來當然出現了更典型的事件、更激烈的行為,但在寫作時,我們並沒有用後來的例子去套當時的觀點,而是盡量依照他們當時的想法來呈現。

這中間其實有好幾次大回轉式的起伏,所以我們基本上把觀察的視角錨定在2020年。




(圖/《killing eve》)

楊櫻:環境確實發生了許多變化,具體事件也一波接一波地湧現。但我覺得本質並沒有改變,只有程度的變化。比如從“舉報”到“開盒”,這就是很明顯的遞進。當時我根本預料不到“開盒”這種情況會出現。

再比如大環境以及對個人的影響,都比2020年時更為復雜。如果把這些新變化全都納入書中,要探討的內容就過於龐雜了。因此我們覺得,不如回到最初發現並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刻。

兩代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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