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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12岁以上女孩受教育,阿富汗这"世界唯一"背后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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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维新知识分子将“兴女学”列入中国社会变革核心议程。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人以及各国驻沪领事均慷慨解囊。


这些都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流”意见之前。

在推广女性教育过程中,天主教会传教士起到了主要作用,据清朝学部统计,到1907年,除吉林、新疆和甘肃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女子学堂,总数达428所,在校生15496人,但非教会学校女生数仅1500人;到1909年时,教会女校学生人数已超过65000人。


辛亥革命之后,满清帝制被推翻,新政府的教育部在1912年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女子高等师范及中等实业学校。1922年“壬戌学制”推出后,国定学制中不再区分男女,中国女性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1903在杭州筹建的贞文女子学堂。1905年,为办学经费多方奔走无效的惠兴,愤而吞服鸦片自尽,以身殉学,该学堂因此改名为惠兴女学堂

从教会学校女子教育实践到维新派知识分子呼吁,再到辛亥革命后推出新学制,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漫长的社会思想铺垫和制度准备,但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在教育方面所积累的问题仍然非常多,最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尤其是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社会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女性的教育问题才渐渐化解。

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大问题:关于女性教育权利和实践,无论是阿富汗曾经有的,还是中国现在所拥有的,都来自国外,都是输入型的,而不是本土自发萌生的,相反,无论阿富汗还是中国,本身都具有反方向却又坚固的传统。


尤其中国,梁启超作为早期最主要的倡扬者,他将“兴女学”的意义落点归结在:有助于强大国家,避免亡国灭种。

现在,问题来了:当国家已经崛起、亡国灭种的紧迫感已消失时,“兴女学”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女性受教育不再被视为强国工具,它的正当性还站在哪里?如果它不再具有曾经作为支撑的意义价值,而恢复传统的呼声有那么高涨那么紧迫那么正确,那么,“兴女学”是不是可以取消?


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准备足够的思想资源,并没有经过广泛且深度的社会讨论并形成共识。我们借了世界的力,但本土资源却不足。于是,如今,我们看到,一方面有各种乌七八糟走上歧路的“田园女权”,另一方面又有各种借尸还魂的“女德班”。可以说是乱象迭出。

为什么要男女教育平权?平权以后怎么做才是正确的?权利的背后就是利益,利益的背后就是方向。有几个人能说出一个所以然来?难道张之洞们的思想在今天真的没有继承者、信奉者?

当年,外忧内患下,中国社会匆匆忙忙,最终救亡压倒了启蒙,在各个领域留下的是中断的、支离破碎的讨论,距离真正的共识还很遥远。

阿富汗自2021年以来在女性教育上大踏步地逆行,之所以直到2026年才引起我们注意,何尝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关注激烈事件的表层冲突,却缺乏对深层问题的耐心与敏感呢?

历史常常被讲述成一条向前的河流,仿佛只要时间在走,进步就会发生。但阿富汗女孩面前紧闭的校门提醒我们:历史进步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拥有的一切与现代文明有关的东西,也并非坚如磐石。文明从来不是自动驾驶。它需要被论证、被扞卫、被一代代人重新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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