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當年被抓前,曾策劃武裝政變

2026-02-09 | 來源: 林輝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市委常委王少庸認為，光靠民兵還不行，要有部隊一個團的力量才能形成一個拳頭。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於是說，我們要把警備區的幾個負責人帶在我們身邊，因為靠我們去調動部隊是調不動的，只有通過他們才能調動部隊。

很快，徐景賢和王秀珍等約談了上海警備區參謀長、副司令員張宜愛，上海警備區警備師師長李仁齋等人，確定了以警備師作為主要武裝力量，策劃上海叛亂。

按照徐、王等人擬定的計劃，確定了兩個指揮中樞，一個由徐景賢負責抓總和准備輿論，地點定在華山路丁香花園。其他負責人還有市委常委王少庸、張宜愛、張敬標、朱永嘉、李仁齋等人，警備方面由李仁齋負責。一個由王秀珍帶領，負責民兵和部隊的軍事行動指揮，地點定在市民兵指揮部，後轉移到東湖路招待所。其他參與人員有市委常委馮國柱，警備區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楊新亞，廖祖康、市委警衛處處長康寧一等。

此外，在策劃會上，廖祖康還提議，要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像陳阿大、戴立清、黃金海、馬振龍、葉昌明他們，都找在一起，說是這樣可以調動工人隊伍。這件事情由其負責。

眾人商議妥當後，在分手前，徐景賢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數字和情況，親筆寫下了第一個“政變”手令。具體內容是：“請民兵指揮部加強戰備，三千五百人集中，三萬一千民兵待命（即晩上集中值班）。請民兵指揮部立即派人加強對電台、報社的保衛。”

不久，徐景賢又寫下第二號手令，內容是：“電台由李仁齋同志告電台的連，注意警衛，聽從劉像賢同志的指揮。三連由李仁齋同志告知一下，要聽從市委的指揮。”劉像賢原來是上海警備區的，當時調到人民廣播電台擔任黨委書記。

隨後，在李仁齋的調遣下，警備區的兩個連隊，分別進入上海市委和廣播電台維持秩序。

民兵指揮部領導小組副組長施尚英在法庭上也證實，10月8日晚，民兵第一批集結的有3240人和摩托車100輛、卡車100輛，配正、副駕駛員，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十五瓦電台15部，秘密指揮點設在江南造船廠和國棉十七廠或國棉三十一廠，他們還要求各個區的民兵指揮部的頭頭全部在位值班，且在9日十八時以前，全部落實。

就在上海各地區的民兵力量逐步完成集結，上海武裝政變一觸即發時，徐景賢和王秀珍也接到了赴北京“參加會議”的通知。這應該是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為防止上海生變而采取的措施。

在徐、王去北京後，剩余人等在焦急中等待著。12日，有人認為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幹，口號是四個還我，即“還我江青、還我文元、還我春橋、還我洪文”。同時要民兵進駐電台，要電台廣播告全市人民書。還有人建議通過破壞電網，將上海搞癱瘓……在嚷嚷聲中，大家同意武裝政變繼續，並制定了“捍一”、“方二”兩個武裝政變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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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被抓前曾策劃武裝政變(圖)

“捍一”的主要內容是：控制首腦機關、報社、廣播電台、橋梁、車站、碼頭、機場和交通要道；確定指揮核心人員名單：開設指揮所；兵力部署；重點“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標記；彈藥補給和武器修理；加強社會面的控制等。

“方二”的主要內容是：從上海外圍到市中心區設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與江蘇、浙江交界處，設六個控制點，為第一控制圈；市區設兩道控制圈；並規定了各區、縣的任務和預備隊的組成。

另外還有通信保障計劃，規定了通信任務和多種通訊手段。

不過，顯而易見，這場缺乏民意基礎、缺乏某個在任且有權勢的高層支持的武裝政變，夭折並不令人意外。

也是在10月12日，北京高層也在玉泉山召集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上海問題，並決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將軍蘇振華和倪志福、彭沖為核心的中央工作組到上海。

10月13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到了上海。他們在市委常委會上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的情況。而且此時，“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上海。

一周後，即10月20日晚上，蘇振華等人秘密前往上海，並在海軍上海基地司令員杜彪、政委康莊等的護衛下，離開機場，下榻在水電路的海軍上海基地。蘇連夜召集了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周純麟和駐滬陸海空各部隊負責人，了解情況，進行布置。

次日，蘇除了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談話外，還將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找來，將參與政變的軍方人員統統調回去，並請上海警備區司令周純麟直接抓民兵。南京軍區又派了副參謀長張挺，作為工作組成員，監管民兵指揮部。

上海武裝政變就這樣流產了。不久後，蘇振華被任命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倪志福是第二書記，彭沖是第三書記。此後繼續就政變抓捕、審查一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