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引发战争?国民党对和平的最大迷思

陈玉珍和曾宣称“中国大陆是祖国”，开放中资、劳工与商船，可以促进离岛发展。（资料照/王侑圣摄）

军备竞赛之所以发生，“安全困境”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当一个国家认为对方有敌意而扩军后，对手因为无法确定其动机，但是认为对自己的安全构成威胁，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跟进扩军，最后两国不断增加军备，但彼此反而都觉得更不安全。也就是说，军备竞赛比较容易发生在彼此有敌意的国家，又不容易确定对方真正的意图，而且国际中并无可信的第三方保证，让安全困境容易演变为军事竞赛。

和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现实中很少见到大国和小国发生军备竞赛的例子，是因为军备竞赛要求双方需要具备支持军备扩张的经济实力以及工业基础，否则竞赛难以持续。即使是世界军武排名第二的俄罗斯，因为经济实力不足，也难以在常规武器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只有中国能够与美国近行有意义的竞争，中国发展军武不仅针对台湾，更要拒止美国与日本介入，因此才斥重金发展极音速弹道导弹等，并非针对台湾的武器，硬要将台湾军备解释成与中国的军备竞赛，实在脱离现实太远。

因此和国民党的论述相反，大国和小国之间正是因为体量差距太大，所以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军备竞赛，国民党的论述中，一方面错误低将台湾军备解释为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又错误地解释因为台湾体量太小，所以无法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所以应该减少军备。这种双重错误的循环论证，使得国民党论述满纸荒唐言，反而更接近于中共大外宣等级的宣传。

准确地说，正是因为台湾和中国的体量差距太大，这种不对称性，难以造成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使双方之间有所竞争，也是会以不对称性的方式存在。小国因为在财政上负荷能力有限，而且缺乏完整军工体系与生产能量，能够与大国竞争，所以小国几乎不会和大国有“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

何谓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要知道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台湾没有，两国武器的杀伤力差别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台湾和中国还能够有实质意义的军备竞赛吗？我们在一开始说明军备竞赛的类型包括常规武器、核武器、科技战乃至太空竞赛，事实上在欧本海默成功制造核武器之后，军备竞赛就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由于核武器巨大的毁灭能力，曾经让美苏在冷战时期不仅在传统常规武器上有军备竞赛，还在核武器上展开军备竞赛。

其实正因为核武器的巨大毁灭能力，因此如果从追求战争胜利的角度而言，任何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应该全力发展核武器。但事实上，包括美苏在内，所有冷战时期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耗费巨资发展与制造杀伤能力较小的常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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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人们对于核武器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产生了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将之与其他常规武器完全区分开来。即使当小型核武器的当量低于某些大型常规武器时，使用核武器的禁忌依旧存在，不仅在战争用途，连和平用途也在排除之列，例如70年代美国曾提出用核武器发电，在地下的洞穴中引爆微型核弹（仅有5万吨当量），以此产生蒸汽来发电。当时的武器控制专家和能源专家几乎不假思索就否决了这个想法。还有人主张用核武在俄罗斯北部炸出新的河床、为尼罗河建造运河或是为发展中国家建造港口，也遭到苏联一口回绝。

使用核武器的禁忌，其实也就是谢林（Thomas Shelling）所谓的焦点（focal point），即使在双方缺乏沟通下，依旧可以透过共同知识或是心理预期而达成的共识。他曾经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演说中，回顾核武器在美国从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John Dulles）野心勃勃地想挑战禁用核武器的禁令，到约翰逊总统形成使用核武器禁忌的过程。

谢林本人或许是冷战时器对于美苏核武器军备竞赛理论影响最大的学者，他将军备竞赛从单纯地武器数量累积，由恐惧、误判或军工利益驱动的失控螺旋，转而具体分析双方在不确定性下的战略互动，并强调可信度（credibility）、讯号传递（signaling）与谈判（bargaining）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如果两个敌国之间因为缺乏互信而产生核武器竞赛，这时双方可能因为害怕对方“预防性”攻击自己而被迫抢先动手，从而引发战争。但是谢林表示，如果如果双方都拥有“二次打击能力”（即在遭受首轮核攻击后仍能发起毁灭性反击），并且让对方知道，那么任何一方都不敢轻易发动攻击，从而达成核威慑的战略稳定。

那么小国军备的目标是什么呢？小国追求的不是和大国全面的军事对抗，也不具备和大国军事竞赛的财政和资源，而是“威吓的有效性”。小国的目标从来不是在军事竞赛上胜将大国，而是避免战争，也就是追求和平。

在国民党的论述中，台湾如果要避战，就不应该追求军备，不仅因为永远不可能在军事投入上追上大国，而且无法战胜大国，所以只有减少军备才能降低敌意，这才是追求和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