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一邊選擇"斷親",一邊爭當"全職兒女"?

2026-03-10 | 來源: 萬象工場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核心要點：

所謂“斷親”，斷的其實是“七大姑八大姨”，並不是要和原生家庭切斷關系。年輕人想斷的是春節回家時那些長輩的催婚催育，是帶來負面情緒的“登言登語”，是親戚的流言蜚語，是無效的社交。他們希望獲得正向的情緒價值與支持，更聚焦於有效的社交。

很多“全職兒女”是在考研、考公，處於人生的過渡階段，他們做“全職兒女”是為了將來不再做“全職兒女”。如果經濟發展良好、就業充分，“全職兒女”現象就會減少。“全職兒女”折射出中國家庭代際關系的緊密，家庭成員通過協作共同應對風險的韌性。

這幾年，中國人的家庭關系變了。

年輕人不再強求那份勉強的客套，於是有了“斷親”；就業市場波動下，一部分人選擇退回家庭，成了“全職兒女”。甚至連“回誰家過年”這種每年都要吵一架的死結，在很多獨生子女家庭裡也悄悄松動了。

這些變化背後，到底是親情變淡了，還是我們的相處方式升級了？

本期《學人說》，我們邀請到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計迎春。她一直在家庭、性別和低生育率的研究前沿，今年還出版了新作《新家庭革命：女性主義視角下的現代中國家庭圖景》。

在計教授看來，現在的中國家庭就像一幅“馬賽克”，傳統與現代的因素在其中交織雜糅。在這場對話中，計教授會帶我們穿透日常生活，發現當下中國家庭模式的新特點，從女性主義視角反思家庭內部的性別化制度。

本次分享共有上下兩篇，此為上篇。

一、“斷親”與“全職兒女”：看似矛盾的兩極，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家庭制度變遷

《學人說》：“斷親”這個概念近幾年在社交媒體上特別流行，尤其是春節前後，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面臨選擇：是回老家面對親戚們的各種追問，還是留在城市獨自享受個人生活？但像很多流行概念一樣，“斷親”的討論似乎也在降溫。我們很想深入聊聊：為什麼前幾年“斷親”這麼火？它背後反映了社會怎樣的情緒？

計迎春：“斷親”這個概念之所以火，是因為我們身處網絡社會，青年文化興起，人人都是自媒體，大家都善於造詞。造出來的詞往往是一種表征、一種結果，它契合了當下的某種情緒。

《學人說》：這個情緒是什麼？

計迎春：這個問題很好——我們斷的到底是什麼？不斷的又是什麼？有時候，“不斷什麼”反而更重要。

所謂“斷”，斷的其實是“七大姑八大姨”，並不是要和原生家庭切斷關系。這一點必須澄清，因為在網絡傳播中，詞義容易被扭曲或誤解。年輕人想斷的，是春節回家時那些長輩的催婚催育、是帶來負面情緒的“登言登語”、是親戚的流言蜚語、是無效的社交。他們希望獲得正向的情緒價值與支持，更聚焦於有效的社交。

這代年輕人有一個顯著的社會心理思潮：向內關注、自我關懷、悅己，“愛你老己”講的也是同樣的思潮。

《學人說》：這讓我想起“五四”時期的進步青年要脫離家庭，追求自由，斷的是真正的原生家庭。現在的“斷親”和那時候相比很不一樣。

計迎春：確實很不一樣，所以那時叫“家庭革命”，現在叫“新家庭革命”。傳統大家庭是父權、父系、從父居的等級式家庭，是傳統父權社會的象征。因此那時的革命青年要離開封建大家庭，建設新社會。而在“新家庭革命”中，他們斷的不是家庭本身，而是那些互動少、情感聯結弱的無效社交與遠親關系。把旁枝末節斷掉了之後他好把精力與情感更聚焦於“小家庭”。

不過這個“小家庭”也是可大可小的：一方面是和父母構成的核心家庭——實際上在新家庭革命中，中國家庭出現了情感轉向，代際紐帶反而加強了；另一方面也可能包括從小照顧自己的（外）祖父母，這些關系同樣不會斷。所以表面上聽起來是“斷親”，但實際上一是更聚焦於親密小家庭，二是這個小家庭的邊界反而擴大了，變成了雙系家庭。

我們要辯證地看待“斷親”：它並不是一刀兩斷，在“斷”的背後，存在許多新的連接與擴展，它實際上是收放自如的。這反映出傳統父系家庭正轉變為雙系家庭，代際關系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學人說》：那您覺得為什麼“斷親”這個概念在流行過程中會被誇大或誤讀？給人感覺好像是中國人的家庭關系四分五裂了。

計迎春：這背後的情緒很復雜。首先，“斷親”聽起來很刺耳，好像這些孩子六親不認，和父母一刀兩斷了。其實並非如此，但造詞本身需要吸引眼球。其次，“斷親”和“原生家庭”“東亞小孩”這些熱詞，混雜在一起，容易造成誤解，這些“東亞小孩”要和“原生家庭”斷親了。實際上，家庭關系變得更緊密的同時，其復雜性也增加了：一方面更親密了，另一方面更可能出現越界、控制乃至窒息感。“斷親”反映的正是這種復雜矛盾的情緒。

《學人說》：剛剛您提到我們的家庭關系、代際關系已經發生變化。能否再展開講講，我們究竟從哪個階段進入了哪個階段？代際關系是變得更疏離了，還是更緊密了？

計迎春：當前中國家庭正經歷家庭制度的變遷，也就是我書中說的“新家庭革命”。代際關系的變化非常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本就是重視家庭的社會，傳統家庭的核心關系就是代際關系，而其核心則是父子關系。按照西方家庭現代化的理論，現代化會導致家庭核心化，夫妻關系將取代代際關系成為家庭主軸。但在中國的變遷中，一方面家庭核心化確實在發生，但另一方面代際關系的主軸地位並未被夫妻關系取代，兩者實際上是兼重的，所以形成了“雙軸家庭”：夫妻關系很重要，但夫妻與各自原生家庭的聯結也很重要，且是雙系的，所以我稱之為“雙系雙軸”。“雙系雙軸”實際上將三個核心家庭連接起來，也就是“雙系雙軸多核”。它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導向、相對原子化的核心家庭，在“雙系雙軸多核”的家庭模式中，我們依然緊密聯結在一起，代際關系依然重要。

第二個特點是代際關系出現了“情感轉向”。以前的代際關系是等級式的、情感上較為疏離；現在則更緊密、情感更濃稠，且更加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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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特點是代際聯結是多維度的，不僅是情感連接，經濟上也常常相互支持——不然怎麼解釋從“斷親”到“全職兒女”這種看似兩極的現象？此外，照料上也是互助的：小時候孩子得到精細照料，成年成家後父母還會幫忙育兒，這是我們的代際關系中特別重要的一環；而父母年老後，養老也主要由子女支持。中國的育兒和養老照料主要依靠家庭完成。

所以說，這是一種多維、雙向、強韌的代際聯結，與西方個體主義導向的核心家庭非常不同。

《學人說》：說到代際緊密度，我挺有感觸。我目前正處於需要父母幫助育兒的階段。對我而言，理想狀態或許是夫妻二人獨自養育孩子，但在中國社會這似乎不太現實，更關鍵的是，社會配套支持確實還跟不上。

計迎春：是的，這背後有很多結構性原因。社會學的想象力，正是要超越個人困擾，看到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這裡有兩個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一是照料體系的設置，社會對家庭照料的支持供給目前是不足的，仍需完善。這不僅是中國的難題，也是全世界在新自由主義大潮和全球化、工業化進程中面臨的共同問題。

二是過度工作的結構性問題。這在東亞社會尤為突出，比西方嚴重得多：過度工作、學業內卷、過度競爭，工作時長嚴重侵占了私人家庭生活。沒有老人幫忙，根本難以應對。

《學人說》：父母幫助育兒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老漂”現象。在您看來，中國的“老漂”現象未來會如何發展？

計迎春：“老漂”這種家庭中“雙系”老人幫助育兒、甚至輪換照料的現象，實際上是中國家庭能夠維系的重要支撐。可以說，這種模式是促進中國家庭的“雙系化”的核心維度。

未來，我覺得我們的家庭政策、人口政策應當基於中國家庭正在發生的新變化，去設計更有針對性的支持。例如，如何為這些“老漂”老年人提供身心關懷、緩解他們的時間困境與育兒疲勞，讓他們有更多喘息的機會；同時給予心理支持，因為他們同樣需要閒暇和娛樂。我認為這些配套措施很大程度上需要以社區為基礎來推動。另外，在住房設計與供給上，也可以針對年輕夫婦、孩子與同住照料的老人的居住需求，做出相應的調整與針對性服務。

《學人說》：回到“斷親”話題，您剛才也提到了“全職兒女”現象。能否請您再展開講講，為什麼會出現“全職兒女”？它因何產生，又會如何發展？

計迎春：西方社會也有類似“全職兒女”的現象，但不如中國這麼普遍，所以這還是中國的一個特色現象。我們可以先從全球共通背景講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至今，市場經濟本身存在波動，這些年全球經濟形勢也並不樂觀，年輕人可能面臨失業。此時父母往往仍有一定財產，比如有住房，子女就可能返回家庭，形成所謂“回旋鏢子女”。這既是無奈之舉，也反映出社會福利對青年支持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在中國，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每年千萬規模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增大等挑戰。一些年輕人暫時在就業市場遇挫，於是選擇回到父母身邊或者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而父母一輩在經濟發展中積累了一定財富，加之親子關系日益緊密，尤其是很多城市中產家庭多為獨生子女，父母往往願意提供支持。

很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在考研、考公，處於人生的過渡階段，他們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為了將來不再做“全職兒女”。此外還有一類是中年失業子女，他們的父母歲數已經很大了，這些子女實際上承擔了照顧父母的責任。無論哪種，都體現出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關系：子女暫時遇到困難時父母伸出援手，而子女未來也會承擔贍養責任。這是中國家庭在應對結構轉型中發展出的一種策略。

如果經濟發展良好、就業充分，“全職兒女”現象就會減少，它會隨著經濟周期起伏。未來經濟和科技如何發展、經濟運行方式是否變化，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中國家庭的重要性、代際關系的緊密，以及家庭成員通過協作共同應對風險的韌性。

至於比例，我沒有確切調查數據，但估計以年輕人為主，尤其是為更好就業而過渡的年輕人。“全職兒女”肯定不是大多數，大部分人仍會進入勞動力市場或繼續深造。

二、社會規范變化，“回誰家過年”不再是難題

《學人說》：既然聊到了春節，一個避不開的話題就是：春節到底回誰家過年？過去這個問題被討論很多，也容易成為家庭矛盾的爆發點。但好像隨著時間推移，它越來越不成為問題，大家的處理方式也更平和。您怎麼看這個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計迎春：您抓的這個變化點很好。其實以前這也不是個“問題”，因為我們傳統是父權父系社會，都去丈夫家過年，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裡。隨著獨生子女家庭增多，特別是獨生女家庭增多，問題才出現。中國人過年講究熱鬧，如果獨生女不回家，父母過年就會很冷清，於是這就成了一個現實問題。

那麼，怎麼理解它從“不是問題”到“成為問題”，再到“不再是問題”呢？這裡可以用一個社會學、也是人口學的理論，叫“擴散理論”。一種新行為剛出現時，比如新婚夫婦輪流去雙方父母家過年，或者各回各家過年，它被視為一種先鋒性的、甚至有點“越軌”的行為，嘗試的人很少。隨著越來越多人這樣做，達到一定閾值，有一定比例之後，從眾的人就多起來了，這個行為就開始被“合理化”“合法化”，最後變成大家普遍采取的規范性行為。

就像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剛開始大家會覺得他傻，很少人跟著試。但當吃的人多了，螃蟹就成了美食，吃螃蟹的行為就被規范化了。社會現象也是如此，比如“同居”，在西方社會現在已經很普遍，幾乎和婚姻差不多，已經正當化、規范化了，但剛出現時也被視為越軌或先鋒行為，追隨者很少。

再比如中國的“剩女”現象。這個詞大約在2007年出現，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大量女性進入大學，自然推遲了結婚時間，她們其實是婚姻推遲的先行者。現在我們知道，中國“普婚早婚”的社會規范已經大幅松動，晚婚蔚然成風。以前“剩女”的標准可能是27歲，現在大城市的年輕人30多歲未婚很常見。以前叫“剩女”，現在叫“獨立女性”，說明晚婚已經規范化了，也反映了性別平等上的進步。“剩女”這個詞可以說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了，年輕人完全不講這個話了。

從家庭結構和性別角度分析，這個變化背後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家庭的“雙系化”。“過年回誰家”一開始不成問題，是因為都去男方家。但獨生女多了，她的父母也希望她回家，這就成了矛盾。最初回娘家過年的人少，對丈夫而言也意味著挑戰傳統的父權父系、從夫居的規范。但隨著這麼做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90後、00後獨生子女更多，這種先鋒行為就逐漸合理化、合法化了。對於男性來說，妻子是獨生女要回娘家，早年這樣做的社會成本很高，但現在家庭“雙系化”已蔚然成風，很多人選擇輪流過年，大家覺得這樣挺好，不用吵架，家庭氛圍也好。這反映的正是中國傳統父權父系規范的衰落，以及適應雙系家庭運作的新規范正在興起——小夫妻要對雙方父母“一碗水端平”。

《學人說》：這會不會存在區域差異？比如農村地區相對傳統，“從夫”觀念根深蒂固，導致沒得選，還得按傳統來？而大城市可能更開放和自由。您有觀察到這種差異嗎？

計迎春：我其實有觀察，但這個情況比較復雜。總體而言，城市裡“雙系化”的情況發展更快、更普遍。農村其實也在發生類似變化，不過農村內部的差異比較大。有些農村地區的獨生子女政策執行也很嚴格，如果是獨女家庭，很多也會采取類似做法，比如江浙滬地區就比較普遍。在其他農村地區，如果獨生子女政策執行不嚴，獨女家庭比較罕見，那麼這種行為就需要一個“規范化”過程，個別人做很難形成規范，但做的人多了，就會“從眾”而逐漸規范化。

另外，這也和父權規范的強弱有關。比如東南沿海有些很發達的地方，父權規范可能依然很強，多子女家庭也多，他們的“雙系化”程度說不定還不如西北內陸的城市中產家庭。所以說不能一概而論，中國社會很多元，情況也非常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