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沒料到:攔截油輪的除了伊朗還有資本財團

2026-03-13 | 來源: 觀察者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落筆之際，霍爾木茲海峽已被事實上封鎖整整12天。

美以伊新一輪戰爭突發，全球能源與資本市場劇烈震蕩，行情大幅波動、避險情緒全面蔓延。盡管特朗普多次宣稱，伊朗反擊能力薄弱、軍事實力與美國差距懸殊，可霍爾木茲海峽的航運已然全面停擺——這一局面，顯然是特朗普開戰前未曾預料到的。

究其根源，除了特朗普一貫高估美國實力、過於樂觀之外，更關鍵的原因恐怕在於他錯誤參照了歷史經驗。

不熟悉中東歷史的讀者可能不知道，這並非霍爾木茲海峽首次因戰爭陷入封鎖，早在19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雙方就曾在這片海域激烈對峙，陷入長期消耗戰。兩國均試圖切斷對方能源運輸命脈、瓦解經濟支撐，逼迫對手妥協，海灣地區油輪隨即被卷入戰火，油輪遇襲、能源市場動蕩等場景輪番上演，其劇本與當下局面高度相似。

彼時危機達到高潮時，海灣國家同時向美蘇兩大帝國求援，而忌憚蘇聯把勢力滲入波斯灣的美國選擇直接介入，允許海灣國家油輪懸掛美國國旗、並出動海軍軍艦護航，後面直接發動有限軍事行動，最終平息了那場能源危機。伊朗也在伊拉克地面攻勢與美軍海上壓力下接受停火。

但歷史從不會簡單重復，而特朗普恰恰忽視了這一點。

他一廂情願地認為，美國的軍事威懾足以壓制伊朗的所有反擊，更能保障各國商船順利通行霍爾木茲海峽。可航運保險市場的商業邏輯，徹底打破了這一設想。

海上保險有自己的邏輯

海上航運保險是現代保險業的源頭，更是全球遠洋航運的核心支撐，其中油輪保險是行業內風險最高、體系最復雜的細分品類，尤其是超大型油輪（VLCC），作為全球造價最昂貴的船舶之一，其保險保障分為四大核心板塊：船體保險、貨物保險、保障與賠償責任險（Pamp;I），以及單獨列支的戰爭風險保險。油輪基礎保險費率相對統一，主要參考載重噸位（dwt）和船舶總價值等硬性指標；而責任險、戰爭險的費率則高度動態，核心隨船舶航行區域與風險等級浮動，沒有固定標准。

當前全球油輪承保主要分為兩種模式：一是依托倫敦勞合社（Lloyd's of London）保險市場，由專業辛迪加提供市場化承保服務；二是船東聯合組建的保障與賠償協會（Pamp;I Clubs），通過風險共擔實現自我保險，省去中間成本，這也是行業主流模式。目前全球僅13家保賠協會，便覆蓋了全球95%以上的遠洋油輪業務，行業集中度極高。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風險屬於極端高風險事項，普遍被排除在船體險和保賠協會基礎保單之外，必須單獨購買專項戰爭險，相關損失也僅由戰爭險保單賠付，常規保障不予覆蓋。

業內人士基本都承認，勞合社是全球海事保險的絕對權威。它並非單一保險公司，而是由多家專業承保辛迪加組成的保險交易市場，主導全球航運保險的規則制定、風險定價與承保標准，目前通行的行業准則均源於此。其下屬的勞合社市場協會戰爭險聯合委員會（JWC），是全球海上戰爭風險的核心評估機構，專職監測全球海域軍事沖突、戰爭及恐怖主義風險，定期劃定戰爭高風險區域，其決策直接決定全球航運保險的承保邊界，是影響國際航道通行的關鍵“無形力量”。

而JWC的管控規則，可以直接左右商船航行選擇：

海域一旦被列為戰爭高風險區，船東必須繳納數倍至數十倍的高額附加保費，簽訂專項協議才能獲得戰爭險保障。這次美伊戰爭一開打，JWC就擴大了高風險區域清單，將巴林、吉布提、科威特、阿曼和卡塔爾周邊水域納入其中。

低風險區域戰爭險費率極低，例如西半球航線費率可低至船舶市值的0.001%，而高風險區域費率可突破船舶市值的10%。2008年索馬裡領海便是典型，7天專項保費高達船舶市值的2%，巨額成本直接迫使船東停航或繞行。這次沖突爆發後，途經海灣地區的航程附加保費就大幅上漲，一周前據報道已從船舶價值的約0.2%飆升至高達1%。

若區域風險持續升級，委員會可啟動72小時提前通知的終止承保條款，承保商有權直接取消該區域全部戰爭險業務（這種情況也已經普遍出現）。即便船東願意承擔高額保費，承保商也會嚴格把控自身風險敞口，多數情況下會直接拒保。

但問題是，霍爾木茲是海灣油輪以及LNG船（液化天然氣船）的必經之路，不是紅海亞丁灣，是繞不過去的。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的情況就是最近的案例，當時保險公司取消了涵蓋黑海的戰爭風險擴展條款，直到後來隨著谷物出口在新的風險條款下恢復，才通過談判達成了替代性保障方案。

釜底抽薪：再保公司的刹車是海峽事實上封閉的背後原因

除了直保取消外，更大的問題是再保險公司踩下的刹車。

我們都知道海上保險標的價值極高、風險高度集中，單一直保公司無法獨立承擔極端戰爭風險賠付，因此保險公司也需要為自己買份保險，這就是再保險公司的生意經。直保公司普遍通過再保險轉嫁風險，再保險也就自然成為行業穩定運行的基石。

再保險的商業模式注定了相關機構必然是資本高度密集、專業門檻極高的資本集團，因此全球具備海上商業再保險資質的機構屈指可數。

和平時期，再保險的核心作用是分散風險；但戰爭具有極強的區域性，沖突區域內所有商船均面臨同等高強度風險，而由於再保險公司數量極少，直保公司又高度集中地向全球少數頭部再保險公司分保，導致再保險機制在戰時徹底反轉，從風險分散變為風險匯聚，少數再保險公司承接了整個區域的全部戰爭風險敞口。

當這些再保險機構意識到區域風險聚集遠超自身承受極限，會立即停止承接該區域新增戰爭險再保險業務，直接切斷直保公司的風險轉嫁通道。這一決策並非針對特定主體，而是商業風險管控邏輯下的必然選擇。

當前霍爾木茲海峽兩端聚集數百上千艘商船，而出口僅有一條寬不過幾十海裡的狹窄水道，再保險機構面對空前集中且無托底保障的巨額風險敞口，無異於承接了隨時可能引爆的風險包袱，自然不會貿然承接業務，這也是海量船舶無一敢貿然駛入海峽的核心原因。

特朗普政府顯然未料到這一市場邏輯，伊朗即便海軍實力大幅受損，僅憑海上保險與再保險的規則約束，便實現了霍爾木茲海峽逾10天的事實封鎖，且短期內暫無解封跡象，這場保險規則主導的無形封鎖，約束力遠勝常規軍事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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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失算的也不僅僅是特朗普一個人。幾年前，得州大學施特勞斯國際安全與法律研究中心在他們關於霍爾木茲海峽可能的危機分析中，就表達了相當樂觀的看法：

沒有理由相信霍爾木茲海峽的沖突會導致保險費率過高，從而在長時間內顯著減少交通流量。盡管在油輪戰期間油輪的保險成本確實增加了，但它從未增加到承保人對最大戰爭風險敞口所收取的價格，會轉化為租家購買的保險數量為零的程度。換句話說，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總有人願意接受和承保風險……只要價格合適。

顯然，現在的局勢證明，市場不是萬能的，單純依靠市場的力量是不夠的。如果特朗普想減輕國際社會因他選擇開戰而產生的怨言，那美國政府必須親自下場來收拾這個爛攤子，而且必須快。

特朗普政府可以如何“挽尊”？

結合當前地緣局勢、海上保險行業規則以及歷史經驗，筆者認為特朗普眼下能采取的方案主要有三種。

方案一：直接派遣海軍護航，重啟升級版“摯誠意志行動”

這一方案完全效仿1987年兩伊戰爭時期的應對模式，啟動“新·摯誠意志行動”，讓往來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重新懸掛美國國旗，同時由美國海軍出動艦艇提供全程武裝護航，通過直接的武力展示快速重建航運市場安全信心，緩解船東與保險機構的恐慌情緒。

但美國真的能有效遏制伊朗無人機、巡飛彈等小型戰術幹擾行為嗎？目前來看，美軍並無十足把握。伊朗低成本無人機的戰術價值，甚至已被美軍反向借鑒，足以證明其難以探測、數量龐大的特性，對價值不菲的海量商船而言，無疑是軍事護航的噩夢。

即便有軍艦隨行，私人再保險公司仍大概率判定區域風險過高，不會輕易恢復承保；畢竟在護航效果得到充分驗證前，很難說服這些機構做到百分百杜絕船只受損，保險行業的風險管控邏輯也不會因軍事護航而徹底改變。

方案二：金融兜底，設立國家主權戰爭險基金

當前海峽停航的核心症結，是私人再保險市場全面停擺，直保公司無風險轉嫁渠道。這一方案由美國政府出面，以“最後承保人”身份，直接為往來海峽的商船提供戰爭險專項擔保。

該策略的優勢在於直擊危機核心，能夠繞開勞合社與JWC的風險通告限制，直接解決商船無保險可保的問題，推動油輪快速復航，見效速度快；同時能快速平抑全球油價飆升與市場恐慌情緒，穩住全球能源供應大局，從根源上化解此次能源危機。

但這一方案帶來的財政壓力堪稱巨大，屬於典型的尾部風險兜底。一旦有多艘超大型油輪受損，單船賠付金額便可超過1.5億美元，疊加後續環境污染賠償，巨額成本絕非美國一國能夠輕易承受，即便特朗普拍板，美國納稅人也大概率不願買單。

況且，與當年海灣國家被動卷入戰爭、主動求援不同，此次直接引爆戰爭與危機的正是特朗普本人；雖說不做賠本買賣、敲詐盟友是他的一貫作風，可眼下想要說服海灣石油國家為他的戰爭決策買單，難度遠超以往。

此外，擔保范圍的界定還存在公平性爭議：僅覆蓋美國船只，對全球貿易的緩解作用有限；全面開放，則會進一步放大財政與責任風險，實際操作難度極大。

方案三：外交緩和，但政治代價過高且形象受損

借助阿曼、卡塔爾等中立第三方國家牽線，美國與伊朗坐下來談判，達成有限諒解協議，釋放局勢降溫信號，能從源頭上解決航運停擺問題。

但是，此舉政治代價極高，特朗普政府極易被國內強硬派指責為示弱妥協，政策推進阻力巨大，且大概率需要在伊核協議、制裁豁免等核心議題上做出讓步。此外，這類口頭或書面協議缺乏強制約束力，伊朗方面存在較強不可預測性，一旦出現單方違約或戰場誤判，市場信心會遭遇二次崩塌，局勢將更難挽回。

當然，管道繞行也是一項備選方案，通過協調沙特、阿聯酋兩國，全力啟用沙特東西向原油管道和阿聯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以管道運輸分流原本依靠海峽航運的原油運力。

但該方案運力局限性十分明顯，現有繞行管道總運力不足海峽日均運力的40%，根本無法替代海峽航運的核心作用，僅能小幅分流壓力；且強制改變運輸路線，會大幅推高原油離岸價格與遠洋運費，進一步加劇全球能源通脹，上漲的運輸成本最終也會轉嫁到全球消費者身上。

從最新局勢發展來看，特朗普選擇了兩套方案雙管齊下：一方面打擊伊朗布雷艇和無人機基地，消滅或至少削弱伊朗的不對稱戰力；另一方面召集G7國家，試圖引入更多海軍力量提升護航能力。

截至筆者撰稿時，波斯灣內滯留船只已超1000艘，按照美國海軍條例，一組護航編隊（2-3艘驅逐艦）最多只能有效護航5-8艘商船，若要實現全覆蓋，美軍現有的第五艦隊（及增援的卡爾·文森號航母編隊），根本無法提供充足護航力量。不知慣用關稅大棒的特朗普，此次向盟友求助時，又會開出怎樣的條件。

結語

美國在越南戰爭、俄羅斯在烏克蘭沖突中的教訓都說明一個道理：發動戰爭容易，預判戰爭進程難，按照自身設想收尾更是難上加難。即便如今海空力量遠超伊朗的美國，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