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韩国人重新开始生娃,但人口危机仍未结束

2026-03-16 | 来源: 凤凰卫视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5月，38岁的金宇正（化名）迎来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过去几年，他从未认真想过“要不要孩子”。“我们这一代，很少有人把结婚生娃当作必须完成的人生目标。”他向《凤凰周刊》分享道，“其实我们不是不想生娃，而是觉得生娃后各方面压力都太大了。”

韩国一直被视为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过去十余年，该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23年总和生育率一度降至0.7左右，创下全球最低水平。就业压力、房价上涨以及不稳定的职业前景，让许多人把结婚和生育计划一推再推。

不过近来，这一趋势起了变化。金宇正悄然发现，在社媒上晒娃的朋友变多了。那些曾坚称要当一辈子丁克的朋友，陆续成为父母。他直言，“看到他们生娃后的生活挺开心的，我好像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像金宇正这样重新考虑生育的家庭，在韩国社会不断涌现。韩国统计厅2月下旬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韩国总和生育率时隔四年重回0.8区间，实现连续两年反弹：从2023年的0.72回升到2024年的0.75，再到2025年的0.80。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约25.5万人，为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同比上升6.8%。

△2026年1月28日，京畿道高阳市，庆熙大学医院的护士正在照顾新生儿。（图源：《纽约(专题)时报》）

在韩国一些地方城市，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例如中部的天安市2025年新生儿数量达到3711人，比前一年增加5.8%，总和生育率回升至0.82。在西南部的江津郡，2025年总和生育率达到1.6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类似趋势也出现在济州道，当地总和生育率在2025年回升到0.87，结束了持续十年的下降。

但在人口学者看来，这种回升未必意味着人口危机的真正转折。韩国汉阳大学可持续经济学教授全永秀指出，这一反弹很可能是韩国第二次回声潮世代（1991年至1995年出生）进入30岁育龄期，以及新冠疫情后结婚人数增多的短期现象。“如果未来适龄女性人口再次减少，韩国出生率将再度下降。”

“生孩子”的信心来自朋友圈

2019年，32岁的金宇正与妻子结婚。在父母那一代人看来，这已经是“晚婚”。

“结婚之后，我们从没讨论过生育计划。家里长辈偶尔会问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们只是笑一笑，没有回答。”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觉得这件事无所谓，“对我来说，生不生孩子都可以”。

转折出现在2024年。当时，金宇正的妻子第一次主动提出生育话题。当时两人已结婚五年，同龄的朋友们陆续成为父母。让金宇正夫妇萌生“生孩子”的信心，也来自朋友圈。一些朋友会在社交平台晒娃，比如周末推着婴儿车散步。

△首尔街头，一对父母推着婴儿车散步。韩国总和生育率时隔四年重回0.8区间，实现连续两年反弹。（图源：《纽约时报》）

“过去两三年，身边朋友的生活轨迹开始同步起来。之前说‘不要孩子’的人陆续生子。当越来越多朋友成为父母之后，我们那种模糊的恐惧感慢慢消退了。”金宇正说，“看到一些朋友因为有了孩子而更开心，让我们逐渐有了信心，觉得也可以试一下。”几个月后，他们决定要孩子。

2025年5月，女儿出生后不久，金宇正第一次拿到了国家补贴。他先是领取了一笔名为“首次见面券”的补助。

这是韩国政府近年推出的标志性生育补助之一，旨在减轻养育新生儿的费用负担。这笔钱既可用于支付医疗费和月子中心的费用，也能用来购买育儿用品、食品等。“首次见面券”以卡券形式发放，一胎可获得200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46元人民币(专题)）的补助，从2024年开始，二胎可获得300万韩元的补助。

此外，金宇正还领取了“父母津贴”——按照2024年的标准，养育未满1岁儿童的家庭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13个月至24个月儿童的家庭每月可领取50万韩元。另外还有每月10万韩元的“儿童补贴”以及约100万韩元用于妇产科检查的医疗券。“在育儿初期，这些补助确实能减轻我们一部分的经济压力。”金宇正说。

李在明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呼吁普及育儿与托育体系，扩大面向新婚夫妇和年轻家庭的住房支持，包括贷款优惠和住房补贴，以降低结婚和生育的经济门槛。

在3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李在明还提及男性陪产假的问题。他指出，在韩国社会，仍有不少男性因为育儿观念的压力而难以请假。“我记得之前讨论过，对长期不休陪产假的情况采取处罚措施。现在进行得如何？”他当场询问，并要求劳动部门进一步研究对策。

韩国政府已通过制度改革鼓励父亲参与育儿。例如，陪产假的补贴上限已从每月150万韩元提高至最高250万韩元；每位父母可使用的育儿假期限也从一年延长至一年半。

不过，曾担任低出生率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金英美认为，李在明政府的低生育率政策与上任政府并无不同。金英美直言，“如果不解决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性别歧视做法和文化，我们就无法摆脱低生育率的困境”。

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娅·戈尔丁也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写道，李在明政府没有展现出任何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结构性改革迹象。“由于韩国社会在婚姻平等方面仍停留在过去，除非性别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否则生育率很难提升。”

各级政府和企业一同发力

相比中央政府，韩国地方政府采用更直接的“发钱”方式刺激生育。

忠清南道天安市可谓实现新生儿数量与总和生育率双提升的“育儿友好型城市”，该市对一胎和二胎家庭分别提供100万韩元的补助，三胎的最高补助高达1000万韩元。忠清南道唐津市在补贴之外，还提供住房支援、新婚夫妇健康检查、放学后儿童照料等服务。江津郡则实行长期津贴制度，每个孩子每月获得60万韩元补助，最长可发放七年。

△2025年5月30日，孩子们穿过首尔的一条街道。（图源：《纽约时报》）

出生率连续两年位居忠清南道榜首的洪城郡，政府从备孕阶段就已介入。当地为不孕不育的夫妇提供医疗支持，并为计划怀孕的女性提供健康管理。进入怀孕阶段，孕妇可以领取产检券和营养补助，地方卫生系统还会持续跟踪孕期健康。

洪城郡还设立了忠清南道第一家公立产后护理机构。如此一来，对许多家庭来说，坐月子的费用也能报销了。妇产科医生与儿科医生会定期巡诊，既照看产妇恢复情况，也负责新生儿的早期健康评估。当地政府还提供居家产后护理服务，护理人员直接上门帮助产妇和婴儿进行健康管理。

在孩子成长的最初几年，洪城郡的这套保障措施会持续运作。早产儿和先天疾病患儿可以获得医疗补助，所有新生儿都将接受听力筛查和健康检查。其政策还延伸到生活层面，例如提供育儿补贴、育儿代金券、公共托育服务，多子女家庭还能获得额外的优惠。同时，当地也推出针对年轻人和新婚夫妇的住房支持政策。

或许是受到地方启发，韩国政府也开始讨论扩大生育补助的范围。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2025年9月提出，在充分进行社会讨论的前提下，将研究完善非婚生育相关制度。以此为契机，部分专家主张，应将补助支援范围扩大到通过人工授精等辅助技术生育子女的独立生育措施上来。

不止政府，一些担忧劳动力不足的韩国企业也加入激励生育的竞争中。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韩国房地产企业富荣集团。该公司向2021年之后生育孩子的70名员工每人发放1亿韩元的举措，一度登上韩国“热搜”。

△2024年2月5日，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向养育双胞胎姐妹的职员吴贤石一家发放2亿韩元的生育奖励金，并合影留念。（图源：《东亚日报》）

为解决“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问题”，富荣集团在全国所有旗下公寓运营了66家幼儿园，并组建了内部支援团队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该公司还为员工推出涵盖人生各阶段的福利制度，包括住房折扣、子女津贴、子女的学费补助、直系亲属的医疗补助等。

眼下，该集团正在推进一项新计划：若国家提供土地，将向生育第三胎的家庭提供无税务负担、无维护维修责任的永久性租赁住宅。富荣集团会长李重根强调：“这不是临时性支援政策，今后会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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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从2024年开始，双铃集团对工龄达到5年的员工，生育一胎或二胎奖励3000万韩元，生三胎奖励4000万韩元。此外，该公司还为有生育障碍的夫妇提供辅助生殖的医疗费用。

乐天集团同样从2024年起向生育第三胎的员工提供为期2年的免费车辆租赁服务。游戏公司Krafton则提供了高达数万美元的生育奖金和长期津贴。除了发放现金奖励，三星电子从2025年起允许育有三个以上子女的员工，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后可重返工作岗位。

为了支持企业激励生育的做法，韩国政府于2024年3月制定法案，规定“企业向员工发放的生育补助金，在孩子满2岁前均可全额免税”。

房价与生育压力直接相关

在韩国，房子仍是阻碍生育的最大门槛，“结婚等于买房”几乎是一种默认公式。

21岁的敏智（化名）毫不犹豫地告诉《凤凰周刊》：“如果要结婚，第一个问题就是买房。现在房价太贵了，工资很难负担。”

韩国房价近五年间经历了明显上涨。以首尔为例，近年来公寓价格大幅攀升，中位数价格在2024年首次突破10亿韩元的门槛，目前依然处于高位。韩国银行在3月12日提交的一份政策报告中提到，“虽然近期房价上涨的预期有所减弱，但这能否带来住房市场和家庭债务的趋势性稳定，需要进一步观察”。

△首尔的公寓交易价格创下近五年来最大涨幅。（图源：《中央日报》）

21岁的敏智住在京畿道，虽然房价低于首尔，但也在上涨。“很多年轻人连维持普通生活都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不会优先考虑生孩子。”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30岁前拥有自己的房子，但说到这里，她自己也笑了：“其实我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到。”

金宇正对此深有同感：“如果一直租房，可能随时要被迫搬家。韩国很多人认为，在买房之前，结婚生子都不太现实。”

根据新韩金融集团未来战略研究所的报告，韩国家庭资产中约76%是房地产，而房价收入比（房价与居民年收入的比值）高达24.1倍。这意味着一个收入中位数家庭，即使把所有收入存起来，也需要24年以上才能买房。这种结构下，年轻人不得不依靠贷款购房。29岁以下和30岁至39岁人群的住房支出和贷款偿还占收入比例约35%，显着压缩了消费能力。

韩国国土研究院的研究显示，房价变化对第一胎出生率的影响高达30%以上。房价每上涨1%，次年的生育率将下降0.002。新韩金融集团未来战略研究所认为，如果房价趋于稳定，生育压力就能得到减轻。

作为一名记者，金宇正至今没休过育儿假，最大原因是无法承受收入的下降。“我也很想休育儿假，但育儿补贴和工资相差较多。”他平时在外地工作，只有休假时才能参与带娃。他说，自己平时会带孩子去婴儿咖啡馆，那是专门为幼儿设计的室内空间，里面铺满软垫，摆着小型滑梯和玩具。“有时候我们也会带孩子去婴儿游泳池。”

但在政府的鼓励下，如今越来越多的韩国男性会休育儿假。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25年共有34万人使用育儿休假或缩短工时制度，同比增加约三分之一。其中男性申请育儿假人数突破6万人，占全部使用者的近三成。这意味着，每3个休育儿假的人中就有1个是父亲。《日本(专题)经济新闻》评论称，韩国男性积极申请育儿假、参与育儿等意识逐步转变，无疑是值得期待的积极信号。

然而，职场压力仍在影响着年轻人的生育选择。敏智在京畿道读大学，主修音乐剧表演。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她反复提到一个词——“舞台”。对敏智来说，结婚之后如果要兼顾家庭，意味着要退出竞争激烈的表演舞台。

“我们专业需要一直站在舞台上。如果中间停下来，很可能就会被别人取代。”敏智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音乐剧演员。“我没有说一定不要孩子，只是我会把结婚生子放在很后面来选择。”而她的女性朋友中，大部分人都想优先发展事业。

“我们很喜欢自己的专业，所以不太想因为其他事情耽误（前程）。”敏智坦言。

△2025年4月8日，首尔，几位女性推着宠物推车散步。敏智的女性朋友中，大部分人都想优先发展事业。（图源：法新社）

敏智是家中的大姐，还有两个弟弟。小弟出生时，韩国政府提供了补贴，约150万韩元。她回忆道，“对于三胎家庭，第三个孩子上大学是免学费的。”此外，多子女家庭在社区停车以及参观一些景点时，也能享受一些折扣。当被问到未来会不会也生三个孩子时，她立刻说“不会”。

人口结构并未真正改变

在人口学家眼中，这次“生育率提高”并非一场真正的转折，更可能是一次短暂的反弹。有观点认为，更直接的因素是新冠疫情后的婚姻回潮。当这一代人逐渐走出生育年龄，数据上的增长可能会再次消失。

在韩国，结婚后两年内生育的家庭占到很大比例。韩国统计厅2月的数据显示，婚后两年内生育的夫妻占比较一年前增加了1.1%。因此，婚姻数量的回升很快能反映在出生人数上。

另有专家指出，“回声潮世代”正步入30岁出头这一生育适龄期。“当一批人口规模较大的世代进入适婚年龄时，即使个人的生育意愿没有明显变化，出生人数也可能上升。”

韩国人口学家将1991至1995年前后出生的人群称为“回声潮世代”。他们是1970年代初“婴儿潮一代”的子女，当父母一代进入生育年龄后，人口规模再次出现“回声式”增长。

此外，韩国选择生二胎的家庭也在增多。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研究表明，过去八年间二胎出生数急剧下降，从2015年的约16.6万人跌至2023年的7.4万人，但2024年微增至7.6万人。

刚刚怀上二胎的李秀敏（音）告诉韩国《中央日报》：“我等到疫情过后、生活稳定才敢再生娃，怀二胎时已经过了35岁。不过，感觉周围渴望生育的人越来越多。对我们而言，这是很自然的过程。”

尽管出生人数有所回升，但韩国的人口结构并未真正改变。低生育率与快速老龄化的长期趋势仍在持续，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社会抚养负担持续上升。

△过去十余年，韩国生育率持续下降，2023年总和生育率一度降至0.7左右，创下全球最低水平。（图源：《纽约时报》）

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锡哲分析道，目前政府和企业的政策，主要侧重于降低生育和育儿成本。“如果不解决青年就业不稳定、大中小型企业收入差距以及缺乏稳定就业岗位等结构性问题，很难保证生育率持续回升。”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金明中谏言，韩国政府不仅要加强对育儿家庭的支援，还需出台应对未婚和晚婚的政策。“提高出生率不仅需要支持育儿家庭，婚姻数量的增长也是关键要素。同时，还需制定提供稳定就业的政策。为此，必须重新审视以大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充实更具实践性的职业教育。”

“与此同时，也应改善阻碍婚姻的诸多因素。”金明中提出，如性别薪酬差距、生育育儿导致的职业中断、玻璃天花板现象等，营造让女性安心长期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环境。“同时，应运用大数据精准把握青年群体意识，制定有效的少子化对策。”

他特别提醒说，韩国今后需跨越政治纷争，超越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框架，就少子化对策展开严肃讨论。“这或许才是提升出生率的捷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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