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二十場酒席,農村裡送不起的"人情"

2026-03-19 | 來源: 極晝stor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西南一些地區，一到冬月，吃酒席便成了最忙碌的事。兩個月下來，吃上幾十場酒再尋常不過。交際圈廣的，遇上“吉辰”，一天就要跑上十幾二十戶人家，送完錢就走，忙得“都沒空吃飯”。

這裡的酒席名目繁多：婚喪嫁娶之外，常見的有搬家酒、滿月酒，還有傳統習俗下的“開財門”、“立碑酒”；有人蓋一層房子辦一次酒，有人做了絕育手術也請客收禮金，甚至不乏能聽到類似“租一個老婆回來辦酒”的荒誕傳聞。

早在十多年前，多地就開始整治“濫辦酒席”。這樣的事不時能登上新聞，比如雲南威信縣，去年12月29日，一天之內制止了8起酒席。新聞上說，“工作人員耐心給大家講政策、說危害，最終引導7戶當事人認清問題，主動同意取消酒席”。另一戶情況復雜些。根據報道，當事人假借本人婚宴名義違規操辦喬遷宴，“工作人員敏銳識破其違規伎倆，上門處置並當場收繳人情簿”。

今年春節假期後，我到訪了雲貴川邊界的A縣，和當地村民、幹部交流，試圖理解這個現象是如何產生、綿延，乃至如漩渦般將很多人裹入其中的。

大海子村的吳海燕到現在不知道，誰把自己要辦酒席的事給舉報了。

2月22日，正月初六那天中午，她給微信200多人群發了消息，邀請他們“共同慶賀開財門之喜”。酒席訂在鎮上一家酸湯豬腳店，正月十三的中午12點。大海子村開車過去15分鍾，村裡人知道，吳海燕為此包好了車。

但消息發出去十多分鍾後，村書記和村長來了，直截了當告訴她，鎮裡已經接到舉報，“不准辦”。

“咋不能辦，我就請親戚朋友吃個飯，辦酒的人很多，我有錯嗎？”吳海燕回憶當時的回答說。

吳海燕要辦酒席這事，還傳到縣裡一個三百多人大群。有人將她的微信截圖到群裡，吐槽說，“H鎮的無事酒真多”。A縣H鎮的書記在群裡回復，“謝謝老師關心，H鎮一定讓她辦不成！”

十多年以來，A縣都在“重拳出擊”治理無事酒，也就是紅白喜事外的一切酒席。據此前當地宣傳報道，通常流程是，政府發現線索或者接到舉報，基層幹部上門，“耐心勸阻”、“講清政策”、“成功說服群眾”。

無事酒也不僅局限於一縣、一省，而有著某種普遍性。媒體報道過一些其他地方的現場勸阻視頻。比如陝西安康一個鎮，去年12月30日，有鎮幹部在酒樓痛心疾首說，“2017年就說不要亂辦酒，都8年了，辦酒的不自覺，喝酒的也臉厚！”又或者四年前的臘月，重慶巫溪某幹部告訴村民：“如果你是黨員，我保證你受處分，你的娃娃要升學要當兵，你才曉得鍋兒是鐵打的，如果你是一般農戶，你總有時候要找村支兩委要找政府，你不信搞一下，我這個人記死仇。”

正月十一中午，我在大海子村見到了吳海燕。面對陌生訪客，她熱情、周到，第一反應是問吃了沒，“給你蒸飯吃”。聽我說完來意，吳海燕語氣變得急促，有挺多話要解釋。

最重要一點，她幾次強調，辦這場酒“不收人情”，“只是鄰居玩一下、吃頓飯就可以了”——在當地農村，開財門是請道士念咒語、施法術，“一種封建迷信儀式”。

●吳海燕的藥酒。周航攝

她說“開財門”是為了消災轉運，“把（生病）這個事情了了”。三四年前，她得了宮頸癌，去大城市做了手術，自此以後小毛病不斷。說著，她掀起毛衣，露出腹部的手術刀口，還從裡屋端來一大壇藥酒，說現在指著這續命。

她又一次解釋，“真不是我找事幹（酒席）”。她丈夫在一旁說，吳海燕不識字，群發消息是因為，“手機上亂點的，一下就發出去了。”

按照吳海燕的說法，勸阻過程挺簡單。村幹部也沒說她錯在哪，只是提出要求，最多請幾家最親的人吃飯，她答應了。

現場，村幹部口述，她丈夫編輯了一條信息，吳海燕又一次群發了出去：各位親朋好友！我是大海子吳海燕，根據村委會移風易俗，不辦無事酒，我特向各位澄清，不辦了！

“不聽勸阻會有什麼後果嗎？”我問。

“政府家說話肯定要聽。”吳海燕反問，“哪個敢不聽？”

說起來，吳海燕也很反感無事酒。“（其他人辦）搬家酒我都厭恨了。”她說，十多年前兒子結婚後，自家一直都沒辦酒，“沒得事情辦”。丈夫也在一旁埋怨道，“每年不知道送出去多少”。

不過，幾個鄰居都說，吳海燕四五年前也辦了白事酒。她打光棍的小叔子去世，父母不在了，她丈夫作為大哥，操辦了喪事。

大海子村大概百來戶人，沿著省道分布，是個雜姓村，主要姓氏能說出五六個。冬日裡山依舊綠著，坡上開墾出一綹綹地，種著小白菜一類的作物。土地資源不算豐富，但這裡人口不少，方圓兩公裡，類似的自然村超10個，取名帶著典型的山區特色，溝、坪、壩、頂。

大體上，這裡的農村有兩種生活：大多數時候，村裡只有老人和孩子，過著數百年來延續的自給自足生活，如今日常餐桌上是炒臘肉、炸土豆、煮小白菜；但一到臘月，外出打工者回來，生活完全不同。人們蓋上爐灶，通常不需要在自家開火——不是在吃席，就是吃席路上，或者在幫忙辦酒席。

在大海子村，我訪問的四五戶人家都表達了對無事酒的厭惡。態度直率的，直接爆粗口，“亂七八糟，瞎xx搞”。態度委婉點的，搖著頭說，“肯定討厭這些”。

還住著平房的李桂芬說起來直歎氣。年前，她找親戚借了兩萬塊，才勉強度過這個年。光臘月，就送出了一萬多塊錢，正月裡又送出去幾千塊。在當地，人情錢被稱為“人親”，吃酒席被稱為“送人親”。

尤其遇上“吉辰”，比如今年的臘月二十四，李大姐說她趕了有二十台酒席，正月初十，另一個“好日子”，也趕了十多家。這時候，吃酒就成了趕酒。縣城裡走到哪都是鞭炮聲，公路上接親的隊伍兩頭對著開。酒樓的宴會廳也提前一兩個月就訂了出去。

這樣的日子，李桂芬早上八九點就要起床，一直送人情，有時候還要跑兩個縣，到飯點吃個飯，沒趕上幹脆餓著，沒送完的第二天接著送。

李桂芬粗略估計，她參加的有一半屬於“無事酒”。“進新房的、開財門的、跳襠歌的（一種祭祀祖先儀式）、給老人祝壽的。”她說話溫聲細語，但語氣裡都是無奈，“反正我們吃酒都吃不贏，把人都吃窮了。但人家請了，不去一下也不行。”

這也是人們對無事酒的普遍態度。即便對此咒罵的，被問到收到邀請是否去時，也會點點頭。事實上，舉報的情況很少見。有人說：“咱不會做這種事。”也不止一人覺得，舉報沒用，“之前他們也有人舉報，現在不還是這麼多”。

在這裡，人情是張掙脫不開的網。A縣一個外出打工者，今年冬月在社交媒體上宣布不再參加無事酒，他收到了5個搬家酒邀請，舉報了其中4個。剩下那個，“是非常親的親戚”，去年12月，他特地開了上千公裡路，從浙江回鄉參加，“這種就不好舉報”。

●黃春蘭家的人情簿。周航攝

很難准確說什麼時候開始，吃酒席成了苦惱。在村裡開小賣鋪的黃春蘭記錄了過去十多年的人情支出。早在2015年，她就送了快50次人情，密密麻麻一頁；2014年更多，記了一頁半，支出28000多元。

禮金賬本上通常只記姓名和金額，回憶起來，她經常記不起辦酒的原因。有時看同一個名字，接連出現在兩年，才記起“一次打發（嫁）女兒，一次搬家”。反正無論什麼酒，視親疏遠近，該送多少就得送多少。

從這本人情簿看，過去十年，村裡隨份子的最低金額從50元漲到100元。現在如果送堂親，要500元以上；如果是至親，也就是親兄弟姐妹，那要大幾千乃至上萬。而在當地酒樓，一桌宴席三五百塊錢，主人家辦一次酒少說也有幾萬“盈利”。

“人家說三年辦一次，你有的賺；三年你不辦，就虧一大頭。”她越說越激動，一會兒抹臉，一會兒吐舌，說到後來臉紅彤彤的，眼角看著甚至泛點淚光。

黃春蘭覺得疫情後這幾年，身邊酒席越來越多，“無事酒最多，有一半多”。這兩年她開始刻意縮小了走動范圍，“像一些隔壁村的、朋友，開始不走了”。

農歷2025年，她送了29次人情，算近些年裡少的，僅多於有疫情的2020年。這一年沒有至親辦事，但加起來也送出去七千塊錢。

去年最大一筆支出是一場白事，前丈母娘去世，丈夫老溫送了前妻三個親兄弟每人600元——十多年前開始，村裡開始興起，葬禮上每個兒子各擺禮金簿，各自收人情。

黃春蘭家一兒一女，在村裡算少的。上一次辦酒席是2018年臘月，兒子結婚。她保留著當時收禮簿子，用來趕禮時作參照。禮金簿登記了幾十頁，估計有四五百人，最多的數額是“50”，加起來也收了87000多元。如果放現在標准，肯定十萬往上了。

拋開吃酒席的日子，平常生活他們再節省不過。家裡沙發一條腿墊了三塊磚頭，丈夫老溫起身吃飯，咣當倒了一塊，差點沒摔地上。這天為了招待我，黃春蘭特地煎了荷包蛋，碎渣一點點挑起吃完；爐灶上磕剩下的幾粒瓜子，也抹出來，收回袋中。

如果不“找事”辦無事酒，她下一次辦酒席，要等到孫子結婚，而大孫子現在才上三年級。“說良心話，我都想找事情做咯。”她不好意思地笑著說。

像身處漩渦，不知道怎樣自拔，黃春蘭內心挺矛盾，“辦，確實又操心，又操力。你要做給人家吃嘛。算一下賺了幾萬塊，還不是要趕人情（還回去）。但是你不辦，（錢）已經收不住了。”

真要找事，鋪個地磚，隨便裝修裝修，也能進新房。當地一些搬家酒就這麼來的。更有甚者，說自己在外地買房，就群發消息邀請去酒店吃席。有人幹脆在群裡調侃，“我還在美國買房了呢！”

她更認真考慮的是另一個法子，和丈夫老溫辦個婚禮。二十年前她離婚，再嫁到這，當時沒辦婚禮。當地對這類酒席有個更通俗的說法，“結老婚”。

但她也拿不准，政府現在管不管這種，語氣認真地問我：“你說這種會不會在法律范圍內？”

●大海子村村民在山坡上開墾的地。周航攝

和周邊許多地方一樣，A縣十多年前已經開始整治“濫辦酒席”。如果說這兩年有什麼變化，當地幹部反復提到的一個詞是——“柔性治理”。

這個說法來自縣裡一位參與治理工作的幹部李軍。得知我的到來，他主動接待了我。整個聊天裡，他幾乎每隔半小時會強調下這個詞。

“這幾年我們國家逐步步入法治化建設，所以我們（過去）簡單生硬的方式，用得越來越少了。”他說道。

所謂“簡單生硬”，指的是一些強力做法。比如有基層幹部直接掀桌子，或者把酒席飯菜送到敬老院。兩年前，當地自媒體還報道過，有基層幹部在農村直接掀翻了大鍋爐。

在A縣的幾個村子裡，我也聽村民們講起過這些措施。但人們的評價往往並不負面，而是覺得確實有威懾力，“很多人不敢辦了”。

這類措施現在是不被允許的。李軍說，如今社會評價多元化，“尤其現在人人都有自媒體，用簡單粗暴的方式，動不動就帶來輿情。”

在他看來，治理關鍵還是要通過輿論引導，“把大家思想扭轉過來”，“我們覺得萬無一失，釜底抽薪的招數，就是動員大家不去吃酒，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酒，主人家就無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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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A縣在公開倡議書上花了不少心思。語言相當直白，比如分析無事酒“屢禁不絕”，無非兩個原因：一是不要臉面只為斂財，二是飽受其害借機回本。整治前者是共同心聲，但寬容後者必定導致難以根治。

除了“柔性治理”，李軍還多次提到，“不搞一刀切”。辦搬家酒，規模在10桌、15桌，主要邀請親朋好友，一般不會被舉報，A縣現在允許辦。

但一旦接到舉報，就要開展工作。說著，李軍向我展示微信聊天，每天有同事匯報情況。過去幾天，每天大概三四起舉報，大多顯示“已成功勸阻”，也有“當事人態度不明，安排村幹部繼續跟進”。

有的時候，這項工作並不好做。像一場貓鼠游戲，李軍舉例，有人會分幾天辦酒席，每次規模小，比較隱蔽，難以發現，“所以要發動群眾的力量”。他提高音調，說這件事不能想著馬上根治，“要久久為功，持之以恒”。

●A縣縣城。周航攝

和李軍說法一致，Y鎮的黨委書記沈力也告訴我，今年上級部門還專門出文件，“要求不能強行去弄這個事”。他說，A縣治理無事酒，不是自上而下的硬任務，沒給基層設考核指標。

Y鎮有六萬多人，是A縣人口最多的鎮，今年發倡議比縣裡還要早十天。沈力說，到了臘月，鎮上察覺到一個變化：“今年辦酒勢頭很猛”。“群眾怨聲載道，都在反映這個事情，說吃不起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年冒出那麼多酒席，覺得應該有方方面面原因，“經濟可能也不景氣，有些沒錢的，可能用這個方式緩解壓力。”

沈力挺重視無事酒這件工作。他調到Y鎮不久，已經加了不少當地大群，看到辦酒的線索，會轉交工作人員處理。有一回，某個政府的工作群，群裡有老百姓發搬家酒邀請，政府人員裝沒看見，他批評了這種行為，“你肯定要勸導對不對？有很多老百姓在裡面，都在看你政府到底認不認真”。

今年農歷臘月，Y鎮專門組織七家能辦大規模宴席的酒樓負責人，開了一場約談會。現場，商家們簽訂了“不承辦無事酒的承諾書”。

讓商家配合政府工作，沈力想出的法子是，組建由公安、消防、市場監督管理組成的工作專班，接到舉報，就一塊上門檢查。

沈力說，各部門參與都有充分理由：“這麼多人吃飯，食品安全有隱患，所以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要過問。還有造成大量人群聚集，派出所也可以到現場看。”

“這些措施效果怎麼樣？”我問。

沈力想了想措辭說，“只能說把這個勢頭遏制住了。”

治理無事酒，他語氣裡也頗多無力感，幾次說“很難”，覺得根治幾乎不可能，在他看來，最難的地方在於，“老百姓不完全配合政府。按道理說，只要任何一家辦酒你不去吃，他就辦不起來，但是老百姓礙於情面，還要去送。”

治理無事酒，今年Y鎮有一個正面典型：半山腰上一個叫“堵魯”的居民小組（自然村，後稱堵魯村），宣傳視頻裡，該村召集村民開會，舉手表決，共同承諾不參與幫忙、不吃無事酒。

當地幹部介紹，鎮裡想“營造抵制無事酒的氛圍”，摸排情況，得知堵魯村自己就要開會抵制，便讓社區幹部到現場拍了視頻。

堵魯村靠近Y鎮主街，是一個移民大村，如今二百多戶人，近年陸續還有深山裡搬遷過來的人家。那天開會，41戶人家簽名、按手印，有十多個不同姓氏。

組織開這個會的，是四十多歲的李開友。他不太擅言辭，說話時總低著頭看地面，七八年前，他當選了堵魯村民小組組長。沒有薪資、補貼，他說這份工作，“就是為人民服務”。

服務兩百多戶的村莊，李大哥挺忙。每天早上8點半，他帶著掃把出門，花兩小時在村裡轉一圈，哪兒不幹淨，就立刻喊村裡的保潔員，或者自己直接掃。村子大，天天都有事讓他忙，夫妻吵架了，他也隨時上門勸和。

他回憶，二十多年前，堵魯村人口只有六七十戶時，也有各種酒席，喬遷、過生日、小孩剃頭、給老人祝壽，沒人管，村裡人也幫著辦。但那時禮金只有10元，他覺得更多是“圖個熱鬧”。慢慢過了些年，村子越來越大，禮金上漲，酒席越發多，甚至還有人坐牢出來也要辦酒，“不過就他幾個親戚去了”。也是十多年前，社區介入管理，或勸阻、或“直接強制性”，無事酒開始得到控制。

李大哥說，政府帶頭，村民意識也提高了。沒做組長前，他就在群裡招呼大家，不要再辦無事酒；做組長後，他在群裡發規矩，不允許吃酒，不允許幫忙，一年至少重復兩次，村民們也會跟著發點贊的表情。

他以身作則，哪怕自家人，比如堂妹在其他村辦祝壽酒，也一概拒絕。因此也丟了一些人情。去年8月，他女兒出嫁，有幾戶人家都沒來。

李大哥說，最近七八年，村裡基本杜絕了無事酒。偶爾也有人辦，但都是偷著到酒樓，村裡去的人很少。今年，周邊一些村莊又興起無事酒，怕自己村的去趕，因此專門開會，又訂村規。

堵魯村人多，統籌酒席的總管（一般由村裡較有威望的人擔任）就有四五個。李大哥一一打了招呼，他們也都很支持不辦無事酒，“不然每天幫忙、每天送錢，根本就沒有時間去掙錢”。

事實上，如今的堵魯村有200多戶村民，光紅白喜事就夠人們忙了。正月初九，當地集中結婚的“好日子”，李大哥說自己要送14家人情。酒席太多了，一家人兵分幾路，兒子負責走幾家鄰居，女兒去同事家，剩下的就托人送，或者幹脆轉錢。

●堵魯村開會簽下的承諾書。圖源網絡

他自己要開一個多小時車，和妻子去另一個鎮，他的姨夫嫁女兒。同一天，他舅舅也嫁孫女，但隔太遠，只能托人送。每家500元禮金，親戚來說不算多，“我就圖個熱鬧”。

除了這兩家，其余基本都是鄰居、朋友。人情也不局限自己村。他揮了揮手，從一個山頭到另一個山下，再往下一壓，指了指主街，這些地方都有他的親朋。

他靦腆地笑出聲，伸出兩根手指，晃了晃，“今天至少要送出去2000元”。

婚禮多的年頭，李大哥一年也要送出七八千塊錢。因為照顧八十多的母親，他一直留在村裡，早兩年主要靠給別人建房子幫工，一天掙100到150元。

這兩年，他三個孩子都掙錢了，每人每月給他500元，他不再做工，自己養豬、種五六畝地，去街上賣蔥，再能掙個幾千。這樣的日子，李大哥很滿意，他用一種真誠而欣快的語氣說，“現在的日子是最好的咯，家家戶戶都過著幸福的日子。”

人情也是循環的。去年，李大哥家自己辦酒席，人情簿上有近400個名字。他的同宗“自家人”和妻子、母親的娘家親戚，加一塊幾十戶，剩下的都是鄰居和朋友。

A縣的人們總是維系著龐大的人情網絡。或者說，這裡的日常生活，更多屬於熟人社會，而非宗族社會。這大概不是偶然。

有民俗學者寫道，因為惡劣的生存條件、頻繁的自然災害，會導致村莊穩定繁衍時間不長，難以形成大規模的血緣性組織。而沒有宗族力量，為了生產和生活上的互助，人們必須自己建構人際關系——它賦予了個體很大的交往自主性，往往交往更多姻親、鄰裡、朋友。這類村莊通常有更大的人情網絡，但當“人情”朝著異化方向發展時，卻也缺乏強制性的力量予以控制。

文章還分析，1980年代以來，兩個因素讓“原子化”村莊中的道德和輿論更可能急速瓦解：一是國家力量從村莊中大幅後撤，二是市場化的邏輯不斷進入村莊，金錢至上的觀念在村莊中開始盛行。在這些“原子化”村莊，唯一的認同與行動單位就是核心家庭。而“人情”異化的實質，就是“人情”成為完全私人性的謀利手段。

在A縣的村莊，我也總能聽到關於人情背後的齟齬。比如一個中年婦女數落姐姐，自己送了五六次人情，每次五六百，而自己辦酒席，對方“還不是只給了一千”；又或者女兒不想要繼母收走人情，而是選擇在酒樓辦婚禮，哪怕娘家村莊的人會因此集體缺席。

“親戚都是九霄雲外的，”李大哥也感慨，“人窮是沒感情的。都要顧自己的生活。”

正月初九這天，告別李大哥，我去了Y鎮另一個村，參加一場結婚宴席。

從鎮的主街往上，路越來越窄。房子緊挨著路，院落不大，幾乎不見人。走到辦婚禮的人家，才一下喧鬧起來。下午4點50分，來得早的賓客已經在吃席，還有不少在棚下等著翻桌，陸續還有村民趕來。現場很少看到老人，但有各個年紀的孩子，最小的是嬰兒，40多歲的母親背在身上來吃席。

這個叫鐵廠的自然村有五六十戶人家，都姓王，只有一戶除外。隔著一道坡，鐵廠村這天兩戶王家人同時辦婚禮。人們分了兩頭幫忙，同時也不會忘了給另一家送人情。

對主人家而言，人情這時展現了它互惠的性質。村裡有公用的炊具和桌椅，有管事先生統籌全局、安排儀式，有男人們炒菜，以及更多數量的中年女人洗碗、端菜。所有人不需要支付報酬。主人家只需要買肉買菜，給每人准備好圍兜、袖套，以及足夠的13元一包的雲煙。

當地一個20歲的大學生說，這個寒假他大概已經幫了幾十家酒席，收了幾十包煙。他其實不太樂意去。但他的父親，鄉村裡的總管這樣告訴他，“別看現在是你幫別人，將來是別人幫你。”

但主人家在村裡辦席，並不是為了省錢。當地酒樓一桌菜三五百元，雖然村裡單桌成本更低，但要辦三天，花銷比在酒樓大得多，人們說的是，在村裡辦酒“是圖個熱鬧”，賓客越多，越有光彩。

●王家婚禮上，幫忙洗碗的村民們。周航攝

這天我到訪的王家，去年建成了眼前這棟三層高的新樓。在A縣的幾天，它是我在農村見到的最豪華的自建房，外立面有歐式廊柱，屋子加起來七八百平，都鋪著瓷磚，連帶裝修，花了上百萬。夫妻倆純靠在浙江打工，攢下了這筆巨款。

新郎母親熱情招呼我坐下，又喊來兒子坐我旁邊，轉頭又去忙著招呼其他賓客，27歲的新郎很鄭重地向我敬酒，“感謝你來參加我的婚禮”。

等待流水席的時間，人們圍著火爐嗑瓜子、花生。談論婚禮，語氣都是欣快的、熱絡的。如果你感興趣，他們會和你講復雜的傳統習俗。比如這天晚上，長輩們會給新郎掛上紅緞子，送上押韻的“十個孩子九個官”一類的祝詞。

除了紅白喜事，鐵廠村其他的酒席多數搬家酒。一個大姐語氣埋怨地說，自己吃的搬家酒和結婚酒一樣多了。但人們也看情況對待搬家酒，新郎三姐，一位在外地教書的老師說，“有些很多年沒辦酒席的辦喬遷宴，人家也樂意去。”

“蓋這麼好的樓，沒辦個搬家酒慶祝？”我問站在一旁的新郎母親。

“我不弄這些。”她連忙搖頭，問起原因，她說，“我家的事夠我辦了。”

她家一共有五個孩子，新郎上面有三個姐姐，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去年，王家剛給三姐辦過婚禮。25歲的弟弟還沒成家。這棟新房，就是為兩個兒子蓋的。整棟房子從中間砌了一道牆，一分為二，兩邊各開一個門洞。

我到訪的這天，也是這棟房子建成以來擁有的最熱鬧的時刻。不久後，王家父母和子女們都會離開它，去到各自謀生的地方——整個村莊、乃至整座縣城，我經歷的最後一場熱鬧，是兩天後的正月十一，離鄉的汽車已經在一些公路擁堵起來，數十輛車裡，有一半是浙江牌照。

酒樓的生意季也結束了。又過了幾天，我問Y鎮一家酒樓的老板，她說已經遣散兩個廚師和四五個幫工，只留下自己守店。半年前她才做起一個宴會廳的生意，過去幾天，一個新的咨詢預訂都沒有等來，她語氣消沉，覺得自己肯定是上手了一門虧錢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