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排名倒數去美國直接封神? 反向留學殺瘋了

2026-03-25 | 來源: 費加羅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舊金山(专题)的清晨八點，安·伊麗莎白准時接聽了來自法國德采訪，她德聲音聽起來一點都沒有那種剛起床的慵懶，反而透著一股子像剛喝過雙倍濃縮咖啡般的活力。

今年24歲的她，正處在人生中最輕盈也最帶勁兒的階段，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來。她說，希望自己的經歷能拉那些還在迷茫中掙扎的人一把。

安妮·伊麗莎白是在法國南希一個規整且體面的家庭裡成長，她的父親經營著自己的公司，母親也在其中打理業務，這在法國算得上是標准的精英家庭配置。

然而，她在學業上的表現卻很差，2011年，她還在讀小學五年級，文字和拼寫能力不佳，分數一直很低。

在經歷了一次關鍵的言語治療診斷後，她被貼上了兩個在法國教育體系中堪稱“噩夢”的標簽：閱讀障礙和拼寫障礙。

按理說，既然診斷報告給出了結論，學校理應提供相應的輔助方案，比如考試加時，或者對非法語科目的拼寫錯誤網開一面。

但當2012年她踏入南希的一所私立中學時，現實很殘酷。學校對這些所謂的“便利措施”視而不見，安妮-伊麗莎白就像一個腿腳不便的孩子，卻被強行拉到了標准的田徑賽場上。

在那些非語言類的科目裡，她依然會因為拼寫錯誤被扣分，本該屬於她的考試延時也從未兌現。

這種長期的挫敗感傷害了她的自信心，最讓她心碎的一件事是，學校拒絕了她去英國旅行的申請，理由僅僅是：你的英語水平太差了。

這種來自體系的否定，幾乎快要把這個年輕女孩壓垮了。好在她的父母選擇了相信女兒，而不僅僅是成績單。

在嘗試換到南希的另一所私立中學查理-德-福柯中學後，情況稍微有了轉機。那裡的老師更通情達理，她終於能像個“普通學生”一樣享受到合理的學業調節，並順利拿到了初中畢業證。

但在關鍵的人生分水嶺——升學定向時，周圍的聲音又響了起來：“你這樣的情況，還是去讀個職業高中或者技術高中吧，普通的通用高中你跟不上的。”

安妮-伊麗莎白性格裡的那股子韌勁兒在這時冒了頭，她堅決反對這種帶有“降級”意味的人生安排。既然法國的教育體系總是試圖把她往格子裡裝，而她又總顯得格格不入，那不如徹底跳出這個格子。

2016年，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她跨越大西洋，去了紐約(专题)的EF Academy高中。

剛到美國的日子並不輕松。因為英語基礎實在太薄弱，即便她的數學和歷史測試都合格了，學校還是要求她留級一年，重新讀初三。

在那所全寄宿制的學校裡，她被迫沉浸在一個沒有任何退路的英語環境裡。身邊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大家唯一的交流工具就是英語。

這種“旱鴨子被推下水”的洗禮，反而激發出她驚人的適應力。短短六個月，她就能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各國學生談天說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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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在這個新的語境裡，她曾經的閱讀障礙和拼寫障礙仿佛被某種魔法削弱了。

在法語裡折磨她多年的拼寫錯誤，到了英語裡竟然變得極少發生。她自己分析，這可能歸功於美國那種更具包容性的教育氛圍，以及那種總是鼓勵你“再試一次”的教學邏輯。

2020年，她拿到了國際文憑（IB），總分31分（滿分36分）。對於一個在法國讀中學時平均分只有三四分（滿分20分）的“差生”來說，這簡直是一場華麗的逆襲，甚至可以稱之為學術上的“起死回生”。

這場逆襲並沒有在高中畢業時戛然而止。安妮-伊麗莎白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適應了這片土地，她不想再回到那個讓她感到壓抑的舊世界。

她順利考入了紐約的佩斯大學，主修新聞學，輔修歷史。在這個極其考驗文字功底的專業裡，這個曾經被診斷為閱讀障礙的女孩，竟然在2024年以全系第一名（Major de promo）的成績拿到了學士學位。

當然，這種光鮮的背後也有著厚厚的賬本。美國的學費貴得驚人，佩斯大學一年的費用高達7萬歐元。好在憑借優異的成績，她申請到了每年3.5萬歐元的獎學金，再加上課余打工，每年的實際支出控制在了1.5萬歐元左右。

現在的她，正在舊金山大學攻讀市場營銷分析碩士。雖然有1.5萬歐元的獎學金對沖，但她仍需自掏腰包2.5萬歐元。這種投資對她而言是值得的，因為她的一只腳已經邁進了硅谷的職場圈。

現在的安妮，生活已經完全“美利堅化”了。她用英語做夢、用英語閱讀、看英語電影，甚至和母語法語都產生了微妙的疏離感。

有時候想找一個法語詞，竟然還得借助翻譯工具，只有在和母親通話時，她才會重新拾起家鄉的語言。

她現在的頭等大事是留在美國。雖然特朗普(专题)時代的簽證政策縮減了外國學生的就業空間，高昂的簽證贊助費（4000到8000美元不等）也讓雇主望而卻步，但她依然在為留在舊金山而努力。

還有另一個法國年輕人正經歷著類似的“文化震蕩”。22歲的馬裡安出身於巴黎著名的工程學院ESTP，是一個標准的法國精英生。

他通過學校的交換項目，拿到了前往加州(专题)大學洛杉磯(专题)分校（UCLA）攻讀雙學位的寶貴名額。

即便是在法國名校裡見過世面的他，踏入UCLA校園的那一刻也被那種“美式巨大感”給震住了。穿過校園竟然要走二十多分鍾，這對他這個習慣了巴黎精密尺寸的理工男來說，簡直是空間認知的重塑。

馬裡安在美國的生活節奏和安妮-伊麗莎白那種破釜沉舟的奮斗又有些不同。在洛杉磯，他的課表看起來輕松得不可思議：每天只有四小時課，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

比起在法國備考班（Prépa）和ESTP裡那種令人窒息的學習強度，這簡直像是在度假。但他很快發現，美國大學的套路在於“課內松，課外緊”。

那16個小時的周課時只是冰山一角，剩下的時間他都得泡在圖書館裡，去應付那些像滾雪球一樣湧來的個人項目和小組作業。

馬裡安非常享受這種生活。他開始在威尼斯海灘嘗試沖浪，享受加州永不放假的陽光，甚至成了NBA的死忠粉。

他的夢想也很明確：利用加州這個科技搖籃，畢業後爭取進入一家頭部的科技大廠。

這兩個法國年輕人的故事給了許多人啟發，原來換一個評價體系，真的能讓廢柴變天才，也能讓學霸更自由。

有時候不是孩子有問題，是教育的模具太單一了，每一個在特定體系裡“掉隊”的孩子，或許都只是在等待一個更適合他們發揮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