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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人藝70年往事:輝煌背後,全是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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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話劇發展史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是一個無比璀璨的存在。


“郭(沫若)老(舍)曹(禺)”專供的精妙劇本、周恩來特批的雄偉劇場;“四大導”(焦菊隱、歐陽山尊、夏淳、梅阡)領銜的導演天團,以及連濮存昕梁冠華馮遠征都算晚輩的演員陣容……

70多年來,這裡上演了一場場經典劇目,捧紅了一代代巨星名角。但在光鮮背後,“戲比天大”,才是北京人藝顛撲不破的信仰。


馮遠征當上院長後,有記者問他,戲真的比天大嗎?馮遠征說,戲真的沒有天大,因為天下大事太多了。但是走進北京人藝,進到後台,戲一定比天大。

之前一任院長任鳴,導演出身,最大的愛好就是排戲,一輩子導過90多部劇,堪稱人藝之最。50歲那年,他給自己寫了首打油詩:

吾輩一生只懂戲,

萬般與俺無關系。

不圖虛名不貪錢,

把戲排好便可以。

北京就要一個話劇團

起初,北京人藝並不是一個專門演話劇的單位。

1950年元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由戰時的華北人民文工團改建而成,是一所包含歌劇、話劇、昆曲、舞蹈、管弦樂等多種藝術門類的綜合性大劇院,史稱“老人藝”。

到1951年秋天,文化部要求文藝團體專業化,准備將“老人藝”下轄的各類藝術團體獨立出來,由中央直接管理。時任北京市市長彭真表態,歌劇、舞蹈、樂團等都交上去,北京就要一個話劇團,院名不變,建立“新人藝”。

1952年6月12日,合並了中戲話劇團的“新人藝”成立,曹禺任院長,焦菊隱、歐陽山尊任副院長,趙起揚任秘書長。

曹、焦、歐、趙以前都幹過戲,但誰也沒辦過劇院。他們連續討論了十來天,最終統一思想、明確目標:

要把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辦成像莫斯科藝術劇院那樣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有民族特色和自己風格的話劇院。



北京人藝“四巨頭”:曹禺、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從左至右)

人藝建院後的頭等大事,不是排練,而是下廠下鄉——所有人先跟著工農朋友們生活、勞動半年。北京人藝號稱“以四個小戲起家”,指的正是根據這段經歷排演的《喜事》《趙小蘭》《麥收之前》《夫妻之間》四部短劇。

盡管“四小戲”頗有迎合當年意識形態之嫌,但是“先體驗後排練”的創作理念絕非做做樣子。

早在“老人藝”時期,51年話劇《龍須溝》排練前,導演焦菊隱就要求全組到臭氣熏天的龍須溝體驗生活,“不但這個戲需要體驗生活,將來每個戲都應該從體驗生活開始。”

三個月後,演員們交上了各自的“人物小傳”,男主角於是之更是寫滿6000字,把戲中“程瘋子”的家庭背景、人生經歷、脾氣秉性全部設想出來。

《龍須溝》首演即獲成功,被周恩來帶進中南海。毛澤東看完,笑稱“戲裡那個‘瘋子’很有意思”,24歲的於是之一炮而紅。





1951年,,於是之(左)飾演程瘋子

於是之自幼家貧,演“程瘋子”有生活根底,“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識;那些台詞,我都是一句一句聽著它們長大了的。”1954年,“四大導”之一的夏淳排《雷雨》,讓他演大少爺“周萍”,於是之不會了。

當時“左傾”之風漸起,流行用階級分析方法給人物排隊,周萍屬於“資產階級孝子賢孫”,需要狠狠批判。於是之一來沒生活經驗也沒地方體驗,二來又無法表現周萍對繁漪、四鳳的愛,始終找不對感覺。他勉強撐完54年首版,到59年排演國慶獻禮版時被蘇民換下。

對於北京人藝來說,1954年卻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份。周總理親自批准建造的、人藝專屬專用的、音響設備全部德國進口的、緊鄰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劇場正拔地而起,次年即將落成。

日後,無數經典劇目將在這裡上演,其中就包括令於是之聲名再起的《茶館》。

那個戲改一改還可以演嘛

1956年秋天,老舍寫出了一部四幕六場的話劇《秦氏三兄弟》,講的是從戊戌變法到新中國成立前半個世紀的風雲變幻。

焦菊隱讀完劇本,認為第一幕第二場的茶館戲很精彩,建議老舍直接以這個“裕泰茶館”為背景,用茶館興衰反映社會變遷,老舍當即應允,“仨月後,我交劇本。”

1957年底,《茶館》開排,焦菊隱選定於是之演茶館掌櫃“王利發”,這與老舍的想法不謀而合。先前改劇本時,結尾那段著名的“三個老頭撒紙錢”,正是於是之替他想出來的。

一旦演回這種情感豐滿的平民角色,於是之就像打通全身經脈,比如第二幕招待茶客間隙,他加了個往牆上貼“莫談國事”的細節,來暗示“國事”終將發生;等貼完字條,他又細心蹭掉手上的糨糊,以此展現王掌櫃但求苟安的謹慎性格。



1957年,排練期間,老舍(前排右二)、焦菊隱(前排右一)與劇組人員在一起

1958年7月10日,《茶館》首演48場後,文化部某副部長來人藝開會,提出“一個劇院的風格首先是政治風格,離開了政治風格講藝術風格就要犯錯誤”,而且點名批評《茶館》,“第二幕逮學生,為什麼不讓群眾多一些並顯示出反抗的力量?”次日,《茶館》停演。

9月12日,周總理到首都劇場看所謂的“躍進戲”《紅旗飄飄》。演出結束後,他特意給《茶館》開綠燈,“那個戲改一改還可以演嘛!”

1963年4月7日,增加了學生示威游行等“紅線”情節的《茶館》再度上演,人藝這塊“鎮館之寶”總算勉強保住。

除了受外界環境幹擾,話劇創作本身也影響著一部戲的成敗。

焦菊隱致力於探索話劇民族化。56年排郭沫若的經典劇目《虎符》時,他讓演員們學京劇的念白、練戲曲的水袖,搞得不少人無法適應甚至抗拒排練。有段時間,黨委書記趙起揚得天天守在現場,挨個做思想工作。





1957年,排練,演員練戲曲台步

然而,《虎符》強調戲曲化多過民族化,效果並不好。真正實現民族化的是59年首演的《蔡文姬》——郭沫若專門為人藝創作的音樂古裝戲,一曲撫琴而歌的《胡笳十八拍》貫穿全場、震懾人心。郭沫若看完,對焦菊隱說:

你用我蓋茅廁的材料,建起一座殿堂。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人藝推出了一系列殿堂級作品。《龍須溝》《雷雨》《茶館》《蔡文姬》之外,還有《日出》《北京人》《駱駝祥子》,以及《帶槍的人》《慳吝人》等國外劇目。

人藝群星,也正當閃耀時。

除了於是之,“周樸園”鄭榕、“劉麻子”英若誠、“曾文清”藍天野、“列寧”刁光覃、“虎妞”舒繡文、“蔡文姬”朱琳這些,都是享譽京城的名角。

不過,人藝只認名角,不認明星。比如舒繡文,貴為話劇界“四大名旦”、全國唯四的“藝術一級演員”,就曾主動客串過六句台詞的女學生(《風雪夜歸人》)和一句台詞沒有的打字員(《帶槍的人》)。

那十幾年間,周總理先後41次觀看北京人藝的演出,還陪演員們慶元旦、過除夕。

直到1966年,烏雲蔽日。

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

1966年12月,發生所謂“揪斗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曹禺受彭真波及,被小將們半夜從床上揪起來,押去中央音樂學院陪斗。

周總理親自趕到現場,替他說話,“曹禺算什麼呢?他又不是走資派。”這才放曹禺回家。

兩年後,因為劉少奇誇過《雷雨》“深刻”,曹禺又被說成“劉鄧黑司令部御用文人”,發配北京遠郊的南口農場放羊,再後來回首都劇場看大門。直到讓來訪的日本人發現登報,托海外影響的福,曹禺終於得到一份相對輕松的工作——在人藝宿舍傳達室發報紙。

患有嚴重心臓病的舒繡文,同樣沒少挨整。

有一回,外地來人“提審”她,問30年代跟誰同台演過戲。舒繡文知道他們想聽江青的名字,自己說了就倒大霉,寧肯被扇耳光也不說。69年去世時,她只有54歲,雙腿浮腫撐破皮膚,流了一地膿水。



1957年,,舒繡文飾演虎妞

焦菊隱的遭遇,又更慘烈些。

動亂初期,焦菊隱覺得自己將來還能導戲。他看樣板戲《紅燈記》時,對周圍人講,我當年在北平創辦中華戲專的工作不能全否定吧,扮演“李奶奶”的高玉倩就是戲專“德”“和”“金““玉”班出來的啊。

1973年,北京人藝排練了一部反映階級斗爭的《雲泉戰歌》。恰好上面發布新精神,要求對“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實行“一批、二用、三養”,焦菊隱因此被叫去看戲提意見。隔日,軍工宣隊讓他談觀後感,焦菊隱如實說:

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給二十分。

正是這耿直的15個字,徹底坐實了他“為30年代反革命文藝黑線翻案,瘋狂反對無產階級新生事物”的深重罪行。

焦菊隱白天勞改晚上拉練,視網膜又被打脫落致半盲,身體很快就垮了。1975年,他罹患肺癌病逝,死後造反派不讓擦身體、穿衣褲、留骨灰。家人排除萬難,才做好壽服、存下骨灰。





1973年,焦菊隱去世前最後一張照片

當年,曹禺稱焦菊隱為“北京人藝風格的探索者、創始者”,說他的導演工作是“立下意根,畫出枝葉,放出一片明麗的朝花”。而亂世中,他卻羨慕起一個胡同裡掃地的文盲老太太:

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那十年,北京人藝改叫北京話劇團,但只演樣板戲不演話劇。連首都劇場精美的白菜浮雕,也被換成了紅五角星。

1978年3月18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公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科技工作者是勞動者”的著名論斷。一周後,首都劇場上演新中國首部正面歌頌知識分子的話劇《丹心譜》。


在那個萬物復蘇的季節,北京人藝也將迎來新的春天。

老戲、洋戲和新戲

1980年9月到11月,北京人藝攜《茶館》赴歐演出,這是新中國話劇第一次走出國門。

受兩伊戰爭影響,眾人滯留巴基斯坦,輾轉80個小時才飛抵德國法蘭克福,首演被迫推遲。演員們愈發忐忑,德國觀眾有耐心看懂中國的話劇嗎?

那個年代,東西方尚無民間往來,對於普通歐洲人來說,中國是一個比月球還遙遠的地方,他們以為,中國的話劇就是去掉了鑼鼓和唱腔的京劇,或者舉著小紅書喊口號的樣板戲。

然而,等喧騰的裕泰茶館開場——眾茶客圍桌暢聊、“大傻楊”唱起數來寶,戴著同聲傳譯耳機的觀眾們立即熱烈鼓掌。整場下來,德國人從陌生的文化中看到了熟悉的情景。《萊茵內卡報》這樣總結:

人們在戰爭、動蕩、暴力和普遍的愚昧自欺中經受的苦難是相同的。

50天時間,《茶館》在德國法國、瑞士共15個城市巡演25場,收獲巨大成功,被譽為“東方舞台上的奇跡”。



演出結束,西歐觀眾熱烈鼓掌

要走出去,也要引進來。

1983年,由《茶館》裡扮演“劉麻子”的英若誠牽線,瑪麗蓮·夢露的前夫、美國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來華指導北京人藝排演《推銷員之死》。

英若誠學貫中西,人送外號“英大學問”,後來官至文化部副部長。在《推》劇中,他是米勒欽點的男主角兼劇本翻譯。





1983年,英若誠與阿瑟·米勒在排練場

對於演出能否成功,劇院領導頗有質疑,因為最後一場戲專門講主人公羅曼的葬禮,“羅曼死了,他家人和朋友應該說他是個好人就拉大幕,誰會留下來看這場戲?”英若誠心裡也沒底,說只能“朝好的方面想”。

更絕的是,米勒讓演員們正常化妝,不必戴金發套和大鼻子扮白人——人藝還從未如此演過洋戲。

首演當晚,觀眾們沒有提前離場,哪怕是錯過末班公共汽車。他們也沒有因妝造而出戲,哪怕當時中國根本不存在推銷員。米勒感慨:

它(《推銷員之死》)把外面的世界向中國打開,不是作為獵奇,而是作為能夠參與、能夠打破文化隔離的經驗。

80年代的北京人藝,有老戲,有洋戲,還有新戲。

1982年11月,超現實主義話劇《絕對信號》在首都劇場三樓宴會廳(現人藝實驗小劇場)上演,開中國先鋒戲劇之先河。如今人稱“大導”的林兆華,把全中國最會講故事的舞台,變成了交織現實、回憶與想象的空間。連曹禺院長都由衷贊歎:

北京人藝絕不能僅成為保留劇目的博物館。它是繼承了我國話劇傳統卻又不斷汲取新精神、新形式,開拓廣闊藝術疆域的地方。



1982年,,叢林(左)與林連昆(右)


而那些為人藝開辟保留劇目、繼承話劇傳統的功臣們,逐漸到了退下來的年紀。

1992年7月,為慶祝北京人藝建院40周年,《茶館》原班人馬最後一次集體亮相。此時,65歲的於是之已出現失憶症狀,尤其第一幕“王掌櫃伺候秦二爺”的大段台詞說不利索,需要藍天野隨時接過去。

演出結束,有觀眾喊著於是之的名字說“王掌櫃再見啦”“於老師再見啦”。還有人找他簽字,讓他務必多寫點。於是之既感動又慚愧,只好留下一句“謝謝觀眾的寬容”。

前輩們鋪就的戲劇之路,需要後來者走穩、走實。

不成文的規定

接棒的新一輩,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他們大多是劇院自己培養起來的,比如第四屆人藝表演培訓班的楊立新、第五屆的梁冠華、第六屆的馮遠征。當然也有從外面借調留下的,比如原空政話劇團的人藝子弟濮存昕。

這些人後來因為拍電視劇家喻戶曉,但最開始情況並非如此。

楊立新先是跑了幾年龍套,在戲裡杵大杆、當背景,82年拿到《日出》的主角“方達生”結果演砸,再往後88年《天下第一樓》,89年的《嘩變》《田野》全是替補。

濮存昕被藍天野借調過來演《秦皇父子》,一排練淨是概念化的、虛假的東西。扮演“秦始皇”的鄭榕跟他講,不要每句台詞都強調,得有輕重緩急,這樣觀眾才知道你最想表達什麼。





1986年,,鄭榕(左)與濮存昕(右)

梁冠華當年在培訓班,看到幾位同學讓劇院選上演小角色,沒自己什麼事,便寫日記抱怨,那一屆的帶班老師、濮存昕的父親蘇民告訴他,演員都有局限性,選別人可能是形象合適,“要有准備,不能患得患失”。

馮遠征是學員班第二年就演上《北京人》裡“曾文清”的幸運兒,可他出場頭一個動作半天不過關。馮遠征一撩簾亮相,導演就喊“下去”,再撩再”下去“。最後他明白了,得下去天天跟戲裡似的梳背頭、穿大褂兒,才能找對人物感覺。

1999年,林兆華版《茶館》登場,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馮遠征等人正式接過北京人藝的“鎮館之寶”。

然而,這版根據老舍文學劇本而非焦菊隱演出劇本開啟的新《茶館》褒貶不一。首演當天,前輩中只有鄭榕和蘇民到場,他們看完都不評價。老《茶館》“松二爺”扮演者黃宗洛的兄長、著名劇作家黃宗江請濮存昕吃了碗餛飩,但也只是說“不易啊,不容易”。



1999年,,濮存昕(左)、梁冠華(中)與楊立新(右)

2005年,為紀念焦菊隱誕辰百年,焦版《茶館》復排,由此沿用至今。2010年3月22日晚,《茶館》在首都劇場迎來第600場演出。謝幕時,83歲的藍天野從觀眾席前排起立鼓掌。客串過老《茶館》的朱旭則專門去後台對大家說,真的很好。

如今,曾經的接棒者們也到了退休的年紀,北京人藝再次面臨新老交替的局面。

自建院起,人藝排練場就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排練時間所有人不准發出聲音,不准做與排練無關的事,要麼候場,要麼默戲,要麼看劇本。

09年排《知己》,馮遠征跪在地上流著淚念獨白時,卻瞥見年輕學員在邊上聊天、看手機、吃東西。他猛然抬起頭嚷道,“你們不說話會死呀!”馮遠征後來感歎:

北京人藝是有規矩的,這規矩是口傳心授的,一旦變成了規定,劇院就倒退了。現在排練廳和後台明確了不許用手機的規定,什麼時候將規定拿下來,北京人藝就又進步了。

2022年6月,北京人藝70周年院慶,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們的二代《茶館》陣容迎來告別演出。與此同時,新版《日出》《雷雨》《原野》的三位主演已經換成24歲的年輕人。

三個月後,馮遠征成為北京人藝首位演員出身的院長。他將更多“90後”推向舞台中央,自稱冒了一些險,承受了一些指責,“但如果他們40歲左右能撐起人藝這片天,所做的一切就都值得。”

春天從不是憑空而來,它是熬過了冬天才到來。

孫悟空

有人熬過了好幾個冬天,卻沒能再次迎來春天。

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曹禺寫下7部劇本,其中不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名篇。而從新中國成立到86歲病逝,整整四十七年,他只拿出《明朗的天》等3個劇本,被黃永玉批評“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

搞運動時,他忙著交代問題、下放改造,等到撥雲見日、恢復名譽了,又被各種社會活動纏身。他曾發誓,要寫一個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大東西再死,可終究未能如願。

80年代中期的一天,曹禺把蘇民叫去,說自己打算寫個關於孫悟空的劇本,最後一幕的構思都有了。

師徒四人西天取經回來,孫悟空封了斗戰勝佛。他跟如來說,我不想當佛,我要回花果山。

如來點頭,命觀音摘下緊箍咒。孫悟空一個跟頭翻過十萬八千裡,來到五座大山下,周圍景色秀麗。



站在山腳,孫悟空撒了泡尿,還提字“孫悟空到此一游”。此時,畫外響起。

畫外音:哈哈哈

孫悟空:誰在笑?

畫外音:善哉善哉。

戲畢,大幕放下。

部分參考資料:

[1] 烏葦·克勞特:《東方舞台上的奇跡:在西歐》

[2] 濮存昕、童道明:《我知道光在哪裡》

[3] 英若誠、康開麗:《水流雲在:英若誠自傳》

[4] 李龍雲:《落花無言:與於是之相識三十年》

[5] 梁秉堖b骸豆謇齙謀秤埃罕本┤艘障飾酥墓適隆

[6] 林兆華、林偉瑜、徐馨:《導演小人書》

[7] 牛響玲:《人藝往事》

[8] 方子春、宋苗:《一棵菜 :我眼中的北京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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