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五年規劃"落地資本主義的香港到底意味著什麼?

2026-04-15 | 來源: HK01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這樣的含義是，香港政府他日的施政報告首先受到中央的五年規劃引導，然後就是香港自己的五年規劃。香港政府的施政報告都會跟著它們走。”

曾為香港民主黨高層黨員、梁振英執政期間曾出任局級官員的政治學者張炳良教授在《明報》撰文批評，香港“不幹預思維根深柢固”，2006年9月時任特首曾蔭權宣布宣布放棄“積極不幹預”政策受到攻擊，及後的梁振英與林鄭月娥先後主張政府“適度有為”。

張炳良稱：“今天人們對‘有為政府’應無懸念，港英延續過來的路徑依賴早已斷鏈，或許殘余迷思仍在。”

全國“兩會”期間，李家超也對官方中新社稱，香港“要超越過去‘不幹預就是好’的思路，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以主動引導謀求整體發展最優解”。

美國紐約(专题)城市大學研究生院政治學教授夏明透過電郵對BBC中文說：“香港從一個自由港轉變成服務中國復興的地方城市，和北京對表是必然的。”

但夏明同時指出，科學有效的規劃第一是找到需求，第二是要考慮自身的競爭優勢和比較優勢。“二者的協調、對接不是來自頂層設計，而是企業界、商界、學界長期跟蹤研判的結晶。”

香港經濟還是“一國兩制”嗎？

1996年，中國“九五計劃”首次提及即將移交主權與治權的香港與澳門。2011年，“十二五規劃”中港澳相關內容獨立成章。

香港首次編撰五年規劃，是否意味著要從市場經濟轉向計劃經濟？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2019年香港反修例示威加上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過後，香港自身規劃的“能力、權力與意願，以至於主觀能動性”趨弱，香港走向采納“五年規劃”模式，無疑是向中國大陸趨同的表現，加上新官員任命強調其對制定“一五”的熱忱，是達成了客觀加強兩地關系的政治目的。

劉銳紹對BBC中文說：“無論這局長做得怎麼樣，或者說她以後還要不要繼續擔任香港特區問責官員，她眼前就是要先滿足國內的整個體系——香港每一個范疇都要做‘五年規劃’。”

“這樣的態勢下，已經沒有人去理會究竟這是否社會主義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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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匯豐銀行（HSBC）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現任廣東深圳市政府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首席經貿專家屈宏斌撰文說：“請放松，這並非要讓資本主義掉頭。”

屈宏斌在領英（LinkedIn）發表短評稱，“五年規劃”在香港實行“並非披上偽裝的中央計劃，而是為我們以靈活著稱的自由市場提供一套GPS導航系統——利用‘一國兩制’、大陸腹地和全球互聯互通，加速創新、金融和核心優勢的發展”。

“自由市場從來就不是‘沒有規矩，沒有路線圖’。良好的規劃只不過是成熟的導航。”

盧兆興不認為將“五年規劃”制度放到香港等同於要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他對BBC中文稱：“它的前設並不是要廢除‘一國兩制’??前設是融合有利於‘一國兩制’。”

“香港的IT（資訊科技）不及內地強，AI（人工智能）不及內地強，人才也走了許多，得依賴所謂的國際人才，但基本上這些國際人才都是內地專才。因此‘兩制’不能壁壘分明，‘兩制’得合作。”

盧兆興同意香港目前已在實施“基本上是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但有社會主義元素在內”、“效率重於可持續性”的“混合模式”，例如在被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點名的北部都會區發展項目中，有別於以往主要考慮成本的財團競標模式，參與“北都”競標的財團更需在配合政策上滿足政府需求。“北京五年規劃的優先要求就是要快。”

2025年12月底，屬於“北都”項目的元朗洪水橋首個“片區”發展項目招標，香港特區發展局局長甯漢豪當時說：“地價比重只占30%，余下70%屬非價格建議的評審准則，聚焦在‘企業及科技園’用地的發展，包括會否發展策略性產業、會否引進龍頭企業、發展速度、投資規模、創造的就業機會等。”

北部都會區：香港對標澳門？

圖像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北部都會區新田科技城工地，左後側為廣東深圳市區。香港一側土地在英國管治年代因被列為邊境禁區而長期處於鄉村或原始狀態，與對岸擴張中的深圳經濟特區都市帶形成鮮明對比。

香港才開始研究制定“一五”，比鄰的澳門則正在制定“三五”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