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元床單、月經羞辱和網暴圍剿,她如何被迫舉證

2026-04-17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來自網友的支持

訴訟之困

輿論暫時平息，但小狐知道，網上的支持無法替代一紙判決。她決定起訴，將戰場延伸到法庭。然而在這裡，“舉證不對等”的困境以更專業、更嚴峻的形式重新顯現。

“很多律師聽了情況，都對告贏不樂觀。”小狐說。她咨詢了數位律師，得到的反饋多是婉拒或謹慎——在本地法院起訴本地鐵路局，難度可想而知。

她比大多數人更清楚證據的脆弱性。事件發酵後，許多女性網友聯系她，說自己也遇到過類似的不公，但都沒有錄音。“如果我沒有那些照片和錄音，不就只能任由一份通報‘一錘定音’嗎？”小狐說，“他們有監控、有公關渠道、有官方賬號，而我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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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通報發布時，多家媒體轉載，有的標題直接寫著“反轉”。系統的一份簡短聲明，需要個體調動巨大的心力、留存完整的證據鏈、並擁有相當的表達與傳播能力，才能勉強抗衡。這場”對質”，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維度進行的， “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她的語速加快，“社會不該讓受害者承擔這麼重的舉證責任。”

更讓她難過的是，她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樣，能拿出證據，從而成一名合格的受害者。“一個女性要保護自己，要時刻提防，要保留證據，要錄音，要截圖。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上。”

在了解情況後，趙一婕律師團隊以遠低於市場的費用接下了她的兩個案子——針對長期造謠者的刑事自訴（誹謗罪），與針對蘭鐵的名譽侵權民事訴訟，各象征性收取一萬元代理費。

“因為你的案子有公共意義，我們願意支持你。”趙一婕對她說。這句話，讓小狐在長達三年的被造謠、被網暴的孤立無援中，第一次清晰地感覺到，自己並非一個人在戰斗。

“我代理這個案子的初衷，並非僅僅因為180元的床單賠償。”趙一婕說，“小狐的遭遇，本質是女性生理剛需在公共服務中被忽視、個體在面對公共機構時的舉證弱勢被放大。我希望通過這個案件，推動公共服務對女性權益的重視。”

然而，法律的戰場遠比輿論場復雜。趙一婕指出，此案的核心矛盾之一在於客觀存在的“不對等”：公共機構掌握監控調取權、信息發布權，個體則處於絕對弱勢。“列車上的監控屬於鐵路部門控制，個體沒有任何權限調取。即便起訴後申請法院調取，也存在‘監控損壞、未覆蓋、未留存’等風險。一旦監控缺失，個體就很難還原現場事實。”她說。

事件發酵後，鐵路部門可以通過官方渠道發布通報、引導輿論，而個體只能通過個人社交平台發聲，話語權完全不對等。而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個體需要證明自己的主張，但核心證據往往都在對方手中。“這也是很多普通人面對公共機構維權難的根本原因。”趙一婕總結，“這個案子無論結果如何，只要讓公共機構意識到‘缺失應急衛生用品可能違反《民法典》規定的客運合同義務”，就已經推動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