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元床單、月經羞辱和網暴圍剿,她如何被迫舉證

2026-04-17 | 來源: 青年志Youtholog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乘客買票乘車，即與鐵路部門成立客運服務合同關系；承運人負有安全、及時、合理、人性化的運送義務。長途列車未配備衛生巾這類女性剛需應急物品，導致女性乘客在突發經期時陷入窘迫、甚至造成後續財產損失與人格尊嚴受損，有可能屬於未全面、適當履行合同附隨義務，因此可能構成違約。

從實際操作看，案件面臨多重難點。

首先，是案由之困。是“運輸合同糾紛”（未提供合格服務），還是“人格權糾紛”（公然侮辱）？律師們意見不一。案由選擇直接決定了舉證方向和難度。

其次，是管轄權之慮，此案可能需在蘭州審理。而網絡引發的名譽權糾紛，並不局限於單一地點。趙一婕說，“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可以由被告所在地、侵權行為地、侵權結果地、包括被侵權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但實際立案過程中，由於鐵路部門屬於公共機構，個別法院很可能會存在推諉、不願受理的情形。”

另一層難點，是核心證據的證明力局限。她手中的照片和錄音，能證明“要求清洗”和“索賠180元”，但對於“是否構成人格侮辱”、“服務是否達標”等更主觀的侵權認定，證明力可能不足。能最有力還原現場的車廂監控，控制權完全在被告手中。

在訴訟蘭鐵名譽侵權案件的法庭上，小狐面臨的將是一場高度專業化的、圍繞“證據三性”的攻防。對方擁有專業的法務團隊，可以對她每一份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提出質詢。而她，一個非法律專業的個體，必須依賴律師，在陌生的規則下，為自己數月前的一次痛苦經歷，進行事無巨細的、符合法律格式的“舉證”。

然而，為提起長期造謠者的刑事自訴（誹謗罪），她需要證明對方的行為已達到“情節嚴重”。這意味著，她必須系統性地整理並公證三年來涉及上百個視頻、上千條侮辱與誹謗言論的證據。

“那天我去鄭州，只是上傳視頻證據，就花了一整個下午。”她說。

在這樣的要求之下，傷害並不會結束，而是被不斷召回、整理、重述，轉譯為可被理解、可被采信的材料。不論針對哪個案件，對小狐而言，每一次舉證，都是一次新的消耗，時間、體力與心力被持續投入，而這種代價，遠遠超出旁觀者所能想象的范圍。

最終，她選擇將所有積蓄投入這場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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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所有遭遇，她用“何其不幸，又何其幸運”來形容。

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創傷：私密關系中的侵害、蕩婦羞辱、網絡暴力、重度抑郁症，以及結構性不公。“好像比大多數人都不夠幸運。”

幸運的是，一次關於月經的公共討論，意外地將她推至輿論的中心，卻也讓她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能見度與支撐。全網數十萬人的關注、每天湧入後台的鼓勵私信、願意以象征性費用為她代理案件的律師團隊……這些匯聚成的力量，讓她第一次感到，自己並非在絕對的黑暗中獨行。

“那些創傷，撕咬過我，但也成了我的鎧甲。現在的我變得不得不勇敢。”她認為，這種改變，是被外界一次次的“背刺”和網暴一輪輪的“質疑”倒逼出來的。她必須變得嚴謹、警惕、善於留存證據，才能在這個隨時可能要求你“自證清白”的環境裡，保有一點微薄的防御能力。

她也從這場風暴中，瞥見了社會觀念冰層下細微的松動。“前幾年買衛生巾，店員還會默契地遞上黑袋子。現在，月經、衛生巾、女性身體的困境，可以被放在公共輿論場裡直接討論、爭吵甚至推動改變。”她說，“這是一種進步。它意味著，只要你有道理，握有證據，不管對方多麼龐大，你都有機會去維護自身權益，並且真的會有人聽見、並選擇站在你這一邊。”

她記得十七歲那年，她第一次自己出遠門去西安。那座古城的城牆、鍾樓、回民街的熱鬧，還有青年旅舍裡幾十塊錢一晚的床位，都成了她記憶裡的閃光碎片，只要想起，就會喚起開心的回憶。那時的她，即將大步邁入人民大學的門檻，“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她喜歡這句詩裡的心境。所以今年，她又選擇了西安，住了一周多，把這座城市玩遍了，才想著去旁邊的蘭州看看。

這趟西安-蘭州之行，本來始於一場逃離，逃離創傷和壓抑，奔向十七歲記憶裡那條明亮的旅途，打撈起一點久違的快樂。不曾想，會卷入一場新的網暴之中。

但這一次，又有所不同。當風暴再次襲來時，她沒有更碎裂，也沒有繼續選擇無聲地吞咽。她站穩了，並開始回擊。她在微博寫：“把所有東西都往下吞，吞不下去，就變成肉長在身上。” 那些創傷、羞辱、不公，最終沒有壓垮她，成了她身體和精神上新增的、堅實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