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從哈佛到中國高校,一場跨越半世紀的"文科裁員潮"

2026-05-02 | 來源: 文化縱橫雜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由以上三個不同角度審視，或許可以對當代人文學科存在狀態與命運做如下概括：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而言，從向往彼岸的信仰皈依，到告別彼岸追求以人為中心的精神完滿，再到如今甚至不得不為獲得自身合法性而陷入學科化樊籬的蛻變，人文學科在大學中的地位跌落的確是一個長期趨勢；就當下社會稻粱謀的世俗功用而言，鑒於其知識屬性，相對於其他領域，以人文學科為生的空間也委實越來越逼仄，至少在可見的將來未必能有大的改觀。因此，倘若以歷史上曾有的顯赫地位與當下就業的境況而論，人文學科的確風光不再。不過，這種趨勢與狀態充其量代表人文學科相對於過往的落寞與失意，即便稱得上危機，也不過是由環境變遷或外在脅迫而引發的一種集體性憂患意識。而真正的深層危機或許為：在功利主義、消費主義、技術與工具主義盛行和學歷日益貶值的今天，人文學科自身及其作為教育資源，是否還有其存續乃至不可或缺的價值？這才是關聯人文學科命運的內在危機。

20世紀60年代以來，伴隨西方社會的文化語境變遷，關於人文學科的內在危機論聚訟紛紜。由多元文化主義和身份政治引發的左與右之爭，以及後結構主義思潮對傳統宏大敘事的消解與解構，一度導致人文學科內部立場在先的對峙與爭鋒。錢伯斯認為，人文學科內部大致上存在三個陣營：一是傳統人文主義，崇尚由古至今各種經典文本與藝術作品對人的精神、理性以及品味塑造所具有的特殊價值；二是功利人文主義，推崇人文學科的世俗與應用價值，如藝術作品的商品化，圍繞當代社會中存在各種困境如安樂死、失業與轉基因等的倫理慎思與重建，以及服務於人們可雇傭能力的語言溝通能力、邏輯思維、問題解決能力等可遷移的通用性技能；三是社會（批判）人文主義，即一種源於18世紀世俗人文主義的當代表現形態，它關注人的自由及其現實的社會約束條件，主張對社會政治與經濟境況執批判立場，倡導社會平等與人的解放。這三個陣營在早期處於彼此和諧共存狀態，但如今這三者、特別是在傳統人文主義與社會（批判）人文主義之間，正陷入保守與激進、遠離政治的純粹即真善美與一切都政治化的對峙，即一種“文化戰爭”狀態。［17］

“文化戰爭”不僅表現為人文學科內部關於知識旨趣與價值的裂變與分歧，即堅守人文學科傳統價值的保守傾向與倡導社會現實批判的激進傾向之間的對立，而且就是在同一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彼此難以相容的狀態。如莫裡斯（Rosalind C. Morris）認為，在身份政治崛起的今天，基於女性主義、性別、族群與後殖民等的身份研究，已經讓傳統的批判理論退化為烏托邦主義，基於政治正確的審查制度反而危及康德式理性與自由等無可爭辯的先驗價值，傳統敘事能力的喪失成為人文學科深陷危機的源頭。［18］羅蒂（Richard Rorty）將這種注重身份與文化政治的左派稱之文化左派，它既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老左派，也不同於倡導社會改良與政治參與的杜威式實用主義左派，而是旁觀者學院左派——更偏好從尼采、海德格爾、福柯與德裡達等那裡汲取思想，以宏大敘事與啟蒙理性為抨擊對象，並注重抽象理論建構。［19］如果說在學院左派圈子中，人文學科還僅僅是淪落為遠離現實政治的抽象概念與理論建構，那麼它的後現代轉向更是將自己置於相對主義泥淖而難以自拔。多福森（Christopher O. Tollefsen）抨擊道，在過去幾十年中，人文學科基本走的是激進解構、政治抗拒與身份研究的“糟糕”路線，懷疑的解釋學成為理解人類世界的基本解釋框架。任何對真理的主張都被視為對權力的遮蔽，“是精心設計並予以合理化的、隱藏著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以及其他各種主義的謊言”。如此一來，傳統人文學科一概被視為身負原罪，“不僅是壞的，而且是無用的”。［20］

人文學科內部左與右、保守與激進以及各自陣營內部的立場之爭，其硝煙也彌漫到大學的教育教學領域。諸如，誰的經典文本、文化與地方性知識可以納入大學課程？大學課程教學中可否以身份政治為由設置諸多紅線，而罔顧學術自由的原則？課程知識的合法性依據在於價值或立場，還是客觀的歷史與事實？特別是在傳統上被作為弘揚人類文明共同價值的通識教育領域，上述各種爭端在20世紀80年代後的歐美達到了巔峰。為體現身份政治的多元包容理念，通識課程逐漸趨於拼盤化與碎片化；代表西方文明的經典，甚至因其帶有中心主義色彩而頻遭質疑乃至放逐到邊緣位置。如此混亂狀態也引起了傳統保守人士的強烈反彈，如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布魯姆（Allan Bloom）認為，這種混亂狀態體現了美國當代社會價值的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風格，它與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等德語學者哲學與思想存在勾連。大學本源於啟蒙且志在啟蒙，正是傳統哲學家的教誨及其理性的沉思，為學術與學科的創建提供了依據並注入了活力。沒有了哲學，大學就會失去其生命力並走向沒落甚至毀滅。而如今的美國大學已經淪為多種文化沖突之所，各種課程要麼更加專業化，要麼被包裝成形形色色與性別、族裔等主題相關的現代課程，不再關注人的涵養或過問人類面臨的重大議題。通識教育內容日益貧乏，甚至成為某種“騙術”。經典逐漸失去其合法性，文學藝術從考古學、語言學與文字學中尋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據；哲學則追求自身的科學化，走向了實證主義與邏輯學。如此境況下，“很難想象，大學會有精力或能力形成或改革教書育人的理性，去重建通識教育”［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