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從哈佛到中國高校,一場跨越半世紀的"文科裁員潮"

2026-05-02 | 來源: 文化縱橫雜志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以上關於當代人文學科及其作為通識教育資源的價值所面臨的困境，揭示了西方語境中人文學科的內在緊張。這種內在緊張與各種外在環境壓力相互交織，構成當今大學人文學科的總體危機。為應對這種困境和尋求生存空間，多年來，人文學科一方面嘗試回應當下社會的世俗化訴求，因而衍生為如上所述的功利人文主義諸多變種；另一方面，則如布魯姆所言，以自身的科學化探求自我存在的合法性。這兩種取向在如今倡導跨學科轉向的語境中，便是西貝爾（Sharon Sieber）等人所謂的人文學科被社會科學殖民化，它越來越遠離了人文學科的“詮釋性、分析性、批判性與思辨性”，而是更注重邏輯、數據與事實的分析，並順應社會經濟政治變化與功利需求。如此跨學科轉向，或許能為人文學科的發展與成長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但也可能進一步加劇由身份危機引起的內部不安，反而構成一種破壞。［22］多福森也認為：“科學是對自然世界的理解，科學不作規范性的判斷，也不關心美或善的問題，更不關心生命的意義。因此，如果人文學科以科學的抱負或成功來定義自身，那麼它所面臨的只有厄運。”［23］簡言之，人文學科如果以其他領域的知識邏輯與研究范式來尋求自身的知識與價值合法性，也可能反噬自身，喪失其在大學中相對獨立的存在空間與地位。

▍大學人文學科的存續價值

由以上西方語境中人文學科歷史與當下境遇的分析，不妨得出如下結論：當代人文學科的危機存在多重面相，並有著極為復雜多樣的內外動因。概括而言，便是外部就業危機與內部認同危機互為表裡並相互作用形成一種疊加效應，於是進一步加劇了當代人文學科群體內部的憂患意識。然而，盡管曾經輝煌的歷史已成過往，就現實的謀生功用而言又的確勉為其難，但這是否意味著人文學科自身及其教育價值的貶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赫蘭（Donna Heiland）等人援引美國國會報告內容指出：“保持人文學科以及社會科學的學問及其教育的卓越，是21世紀實現國家長遠目標包括智力與經濟福祉、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以及成功的文化外交的手段。”人文學科以其最為根本的方式不僅塑造一個想象的人類世界，而且還塑造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人文學科教育是這個世界最不可或缺的建設性與批判性工具。［24］至於人文學科對個體的價值，坎特（Martha J. Kanter）認為，人文學科是諸多永恒知識和智慧的源泉，它們一旦在年輕的頭腦中沉澱下來，就能產生最現實的回報，包括是非觀念、道德、個體和社會責任。［25］它或許不會為個體帶來直接收益，但其間接與潛在收益不可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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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人之所以為人，人類作為集群乃至社會之所以能夠得以維持，不僅在於其由科技與實用知識所創造的物質條件，更在於其作為文化共同體及其成員的存在，否則人與動物無別。就此而言，人文學科不僅是人類文明的結晶而且也是其精魂，它賦予人以生命存在與生活的意義，是維系社會秩序的紐帶，也是推動社會文明進階的思想與觀念源頭。它甚至是檢視當代社會政治、經濟與科技發展過程中眾多病象與潛在隱患、構建人類理想狀態至為關鍵的思想裝備。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了人文學科及其教育對人的價值關懷、精神關照與情感潤澤，無論個體還是社會都會失去其精神皈依。越是在一個由技術主導的時代和物質主義盛行的社會，人的存在狀態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越需要有人文學科的涵育。

因此，所謂當代人文學科的危機，並非其自身及其教育價值式微的危機，而是關於人文學科如何能夠在堅守其傳統本體價值同時，又能應對當代社會各種光怪陸離的面相、層出不窮的問題與危機四伏的人類困境，特別是如何化解由自身內部的專業化、碎片化和價值沖突帶來的認同危機。人文學科的本體價值源於大學的自由藝術與博雅教育傳統，即開啟人的智慧，馴化人的德性，養成人的審美情趣。它並不排斥傳統，而是重視當下人類思想、精神、文化、制度與文明的歷史緣起與演進脈絡，注重與古典文本及其作者之間的平等對話，以視界的融合體察人及其存在狀態的古今之變和構成人之尊嚴的恒久價值。誠如沃林（Richard Wolin）所言，學習歷史會讓我們察古鑒今和預判未來，防范可能出現的社會不公；學習修辭學提升了我們的溝通能力，說服人們呵護最值得珍視的共同信念與信仰；學習文學會豐富人們的想象力，超越現實條件的限制；學習哲學則教會我們基於理性做出道德判斷，明辨是非，區分實質與形式、證據的可靠與謬誤以及正義與非正義。［26］

然而，尊重傳統並不意味著拘泥於傳統。正如埃爾斯指出：“究其本質，人文學科帶有修正主義傾向，始終處於不穩定態。但它別無選擇，只能挑戰既有的知識乃至智慧。既有的解釋無論如何明智與權威，都不能成為定論，否則就是人文學科的自我消亡。”［27］在此，所謂的修正主義傾向，其實就是上文提及的功利人文主義與批判人文主義，莫裡斯則稱之為人文知識生產的功能主義傳統與批判理論傳統［28］。功利人文主義往往被視為一個帶有負面語義的概念，它其實是中性的。相較於批判人文主義的相對超越立場，它更傾向於主動適應社會，倡導人文學科在當今社會潛在的功用價值。譬如，對個體而言，人文學科不僅賦予人以關於人生與生活幸福感的理解，而且有助於提升可雇傭能力中的核心技能，諸如邏輯思維、批判性思維、表達與溝通能力、同理心、共情力以及跨文化理解能力等。看似缺乏實用的文學藝術，在陶冶人們的審美情趣的同時，又豐富了人們在工作世界中的想象力與創造力。對社會乃至整個人類世界而言，功利人文主義主張人文學科要主動應對當下人類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困境乃至文明危機，包括生態惡化、氣候變化、能源枯竭、生物與醫學技術濫用、社會貧困、人口增加或減少的壓力、人工智能應用等涉及的倫理問題。它甚而認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工程技術領域的知識生產與應用本身，也無法與人文學科的倫理慎思與思想啟發絕緣。人文學科的確無法直接生產有用的知識、理論與實用的技術，但正是對現實的關注賦予它以思想或理念的力量，而“思想是所有學科的焦點，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人文學科依舊是一切基礎的緣由所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