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口述历史:文革唯一的奥地利红卫兵亲眼见证武斗

然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59 年到 61 年。这个我们也度过了。还好我跟我妈是外侨。55 年以后，我妈的护照和我的护照就过期了，我们就属于无国籍。我在中国生活到差不多 22 岁才拿到奥地利国籍和护照。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我和我妈都是无国籍的。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吃东西比较困难，买不到肉，买不到鸡蛋，都要用蛋票、粮票、各种食品票。我们是外侨，有照顾。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 38 斤大米或者白面，其他人都是 22 斤。我父亲和两个弟弟好像一个月就 22 斤，还是粗粮，没有大米，没有白面，是苞米茬子、高粱米这些。我们还有鱼票、蛋票、牛奶票、糖票。油的话，我跟我妈一个人可以买一斤油，其他人一个月只有二两油。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家当时没有怎么受苦。跟其他同学比，我真是享福了，真是享福了。看同学饿得要死，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随便偷了一块馒头送给我同学。61 年以后就慢慢恢复过来了。

1972年在维也纳拍的照片图像来源: Privat被贴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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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时候，好像我 10 岁的时候，到农村去。我们学校每年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收割。有一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到一个稻田地里去。九月份，稻子都收割完了，都摞在一起，要晾干。因为很多老鼠、田鼠偷稻子，我们要把老鼠洞打开，把大米拿出来。这个工作我们做过。我跟着去了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农村一个草棚里面，都带着行李，很高兴。我们就去挖老鼠洞。我怕老鼠，一看到老鼠，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我用皮筋把裤腿都绑紧了，怕老鼠钻到我裤腿里头去。我们小学那时候挖了好像有两百多斤大米。老鼠洞里很有意思。挖了以后，洞里有米壳子，专门放一堆；大米都分开的，干干净净的。那回我就高兴了。我说我们每个人能拿一斤大米回家，可以有大米吃了。我就这样想的。结果第二天，等到回家以后、再到学校的时候，我就等着什么时候发大米。结果没有，也没有人提这个事。后来我就问了一个老师。我说我们上个星期挖那么多大米，要不要分给我们每个同学一人一斤。他说你傻孩子，这个我们都上交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师都自己分走了，根本就没有上交。

那个时候，春天或秋天，还要挖粪肥。到水池子、河沟里去挖黑黑的泥巴，挖出来做肥，这些我们也都做过。小学的时候，每天要到马路上去捡马粪，用小桶装了收起来，上交到学校。还有打苍蝇，看谁打得多，把苍蝇收集起来，放在小盒子里交给老师，老师就数你打了多少。有的时候苍蝇装得火柴盒子一样一小盒。有一次我还去了院里一个养牛的地方，四五头牛，可以挤牛奶的，我看到那边苍蝇特别多，就一下子收了一大堆。

因为我长相跟中国人不一样——1959 年以前在东北有很多苏联专家，1959 年以后全部都走掉了。从 1959 年以后我就没有看到过欧洲人，好像还有一个苏联人见过一次，其他的欧洲人都没有见过。除了妈妈之外，当时在沈阳，我是唯一的欧洲小姑娘。所以我走到哪儿，我要进城啊，走到哪儿，大家都看我，从头看到脚，有些人还要摸摸我的头发。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我就骂他，用中文骂他，他们说骂得跟我们一样，会中文呢。但是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要是外出、要下乡，外地的孩子都来看我，他们会赶他们的，我同学都保护我。我院儿里的同学、小朋友也会保护我，同学也会保护我。我怎么说呢，人缘不错，不跟人打架，也不跟人吵架，人缘不错，总是有人保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