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口述历史:文革唯一的奥地利红卫兵亲眼见证武斗

方嘏德女士近照

中学时期

中学的时候，每年都有秋收。九、十月份要到农村去，有时一个星期，有时四个星期。还有插秧，是五月份。每年两次，每次我都去。

我记得初中三年，去了六次农村，帮农民收割或者插秧。我都去，也都挺高兴的，跟同学一块儿去参加这些活动。我挺卖力的，好像挺能吃苦的。有些同学挺娇的。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喜欢做。

插秧的时候有很多吸血虫，一会儿腿擡起来，两三根就在腿上。我就怕，就叫。后来同学、老师就告诉我不要叫、不要叫，拍几下它就掉下来了，不能拉。后来抹了一种油，好像是红色的油，好像是灯油那种，抹上去以后，吸血虫就不咬了。

下乡结束回家的时候，要把铺盖、衣服都卷起来，打成行李包背着。我们住在农民家里，一边炕是他们自己住，另一边是我们住，七八个姑娘住一大炕。老师告诉我们，农民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一针一线都不能动。我就站出来说我做不到，因为虱子、跳蚤都跟着我。我被咬得一塌糊涂。我睡在炕头，炕头热，很舒服。结果跳蚤、臭虫一大堆都跑到我身上，咬得我一塌糊涂，好多好多包。

中学的时候基本就是插秧、秋收，还有割稻子。插秧一般是女同学做得快，男同学弯腰时间长了就腰疼，女同学反而没什么事。现在的年轻人没做过这些事，其实这种锻炼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后来上了高中，高中的时候也下乡。但后来就不让我下乡了。因为我到了 18 岁，算是成年人了。在沈阳，从城中心到 50 公里的范围以外，外国人不能随便去，要有外事处的证明。我记得高一第一年秋天我申请到了，下乡去了，后来就不给我批了。

文革一开始，我就进了工厂，到工厂里去开车床，帮助工人做一些事情。那也是一个星期住在工厂里。

文革您是如何经历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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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5 月 16 号，那一天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天说学生晚上 7 点、7 点半要到学校去听重要广播。我父亲、母亲在研究所里工作，也要到办公楼去听广播。那个时候就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对我们年轻人来说，那时候我觉得好多同学都好高兴。不用考试了，不用做作业了，多开心，天天玩。后来就开始有大串联，开始参加红卫兵。

那时候开始分什么黑五类、红五类。我被打进黑五类，因为我父亲的父亲是地主，他们就给我写成分是地主。我想想觉得不对劲，我又没有拿中国国籍，是无国籍，我又是在奥地利出生的，为什么给我打成地主成分。

我没跟父母商量，一个人跑到沈阳外事处，找他们领导。我说我外婆在阿尔卑斯山乡下，有一小块菜地，种点菜，卖卖菜，这样维持生活。这属于贫下中农。我说你给我开个证明，学校里有同学说我是地主出身。他们说可以，给我开了一个贫下中农的证明。

我拿着这个单子回到学校。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 6 月份，5 月 16 号以后，好像是7、8 月份开始大串联，我的同学都没人上学了。我通过另外一个同学就加入了红卫兵，因为我知道我要加入红卫兵，我可以保护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也去串联了，去了大连，又去了长春。后来周恩来宣布外国人不介入中国文化大革命，我就回来了。

您在文革中经历或目睹过暴力吗？

文革期间，66 年 6、7 月的时候，我们班同学说要去抄我们班主任的家。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我跟同学们一块儿走，走到半路，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对这个老师印象特别好，他帮过我很多，他的课我很喜欢听。我就想到父亲说要尊敬老师，老师是教养，是应该得到尊敬的，不应该侮辱老师。我就跟同学说你们去吧，第一，我没有拿过中国国籍，我是无国籍的人。第二，周恩来说，外国人不加入文化大革命。然后我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同学到了老师家，把老师家的书、杂志和一些东西都弄到院子里烧了。

那时候真的很可怕，文革期间真的很可怕。

有一批初中生，十四五岁，从北京开着大卡车到我们学校来，要开批斗会。他们抓了一些人——以前有一些被称为“破鞋”的人，还有小偷小摸，抓了四五个，把他们绑起来，站在卡车上。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拿着自行车铁链子照他们头上、身上抽。我就在下面看，心疼得要死。我就在想，怎么能这样打人。但是那个时候不敢说话。你要是表现出来，你也会被拉上去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