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旅行:又一中企高管被捕面臨引渡美國

2026-05-21 | 來源: 批判法的小學生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對於中國整體而言，並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美國司法部曾在2008年宣布香港國泰航空同意就航空貨運價格固定支付6000萬美元刑事罰金；2010年，台灣中華航空同意就航空貨運價格固定支付4000萬美元刑事罰金；2012年，台灣友達光電因LCD面板價格固定被判處5億美元刑事罰金，兩名高管被判入獄。但中央人民政府卻是第一次遭遇這種案件。

這些案例說明，美國刑事反壟斷執法早已具有國際卡特爾追訴傳統。中集案的新意不在於“美國第一次把反壟斷法用於境外企業”，而在於：它直接指向中國大陸及香港相關頭部制造企業，案情又被放入新冠疫情、全球供應鏈危機、美國通脹和中國制造業市場集中度的復合敘事之中，並且已經通過法國實現了對一名涉案高管的拘捕。

四、疫情在本案中扮演什麼角色？

本案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疫情起源責任案”，也不是密蘇裡、密西西比、佛羅裡達醫護人員訴訟那類以PPE囤積、國家豁免和民事賠償為核心的案件。美國司法部的正式罪名仍然是《謝爾曼法》第1條下的限制貿易共謀，即限制產量與固定價格。

但是，疫情敘事在本案中非常重要。美國司法部公告和反壟斷司講話不斷強調疫情、供應鏈、物資短缺、美國消費者和通脹壓力。司法部官員稱，被告在新冠疫情期間“挾持”全球海運集裝箱供應，使美國消費者支付更高價格、等待更長時間；還稱本案涉及約350億美元全球貿易，影響美國貨架和美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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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本案中至少有三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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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疫情解釋了為什麼集裝箱問題突然變得重要。疫情期間，全球航運延誤、港口擁堵、空箱錯配、貨物流轉不暢，標准幹貨集裝箱成為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瓶頸。沒有疫情背景，集裝箱價格上漲可能只是一個行業周期問題；放在全球供應鏈危機之中，它就被美國司法部敘述為影響美國進口成本、消費者價格和通脹壓力的重大經濟安全問題。

第二，疫情強化了損害敘事。疫情期間，美國消費者面臨商品短缺和價格上漲。司法部將本案描述為：當美國消費者正在承受短缺和通脹時，全球主要集裝箱制造商卻通過限產和漲價進一步加重美國經濟壓力。這個敘事將本來較為專業的反壟斷問題轉化為更容易傳播的公共情緒問題。

第三，疫情服務於政治傳播。本案一經公布，美國執法機關和媒體很容易將其包裝為“中國企業在疫情期間操縱全球供應鏈、推高美國消費者成本”。但這更多是執法宣傳和政治敘事，不是案件的核心法律構成。法律上，檢方需要證明的是限產和固定價格共謀、美國貿易連接點、刑事責任構成以及個人被告參與等問題，而不是證明中國對疫情起源或疫情擴散承擔責任。

這一區分非常重要。本公眾號過去多年持續跟蹤美國對華疫情濫訴。回頭看，那些案件真正較容易被美國法院部分放行的，往往不是“病毒起源責任”本身，而是所謂“囤積PPE”“操縱防疫物資市場”“造成美國市場短缺和價格上漲”這一較窄路徑。

第八巡回法院在密蘇裡州訴中國案中，基本阻卻了大量疫情責任訴請，但允許PPE囤積主張繼續推進；2025年3月，密蘇裡東區聯邦地區法院又在被告缺席情況下作出超過240億美元的缺席判決，理由之一即是所謂疫情早期囤積PPE違反聯邦和州反壟斷法。

類似地，Aharon 案中，美國醫護人員以PPE囤積、出口限制、美國防疫物資短缺和價格上漲為核心敘事起訴中國政府和某中國國有企業。公開案卷顯示，該案後續已經進入第十一巡回上訴程序。

因此，中集案與疫情濫訴之間不是直接法律關系，而是共享一個更深層的敘事轉向：疫情起源責任不好打，就轉向供應鏈責任；國家豁免不好突破，就轉向企業行為；普通侵權因果關系太遠，就轉向反壟斷、市場操縱、價格上漲和消費者損害。美國涉華疫情法律戰正在從國家責任訴訟轉向企業行為訴訟，從民事缺席判決轉向刑事跨境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