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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 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 为什么都遭了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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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植林不仅是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还是西北局书记。他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是西北局文革小组组长。他在北京的时间很少,也基本不在西宁,主要在西安。


1967年3月24日,因为调查处理“青海223事件”,周恩来等接见青海代表,杨植霖参加。周恩来让他发言,他谈到“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等。据此,他可能在1967年初就被打入另册。

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他在北京的时间很少,基本在西南局。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派他赴重庆蹲点。1966年12月4日,重庆发生万人大武斗,刘文珍受牵连。之后,刘文珍受到批斗。


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18名成员都遭厄运?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是毛泽东维护他的绝对权力的工具。毛需要你时,可以让你喊打喊杀;毛不需要你时,可以随时让你当替罪羊,王、关、戚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二,中共内斗是一个逆淘汰过程,即但凡有一些人性的人,都会被服从党性、泯灭人性者淘汰掉。像王任重、刘志坚、陶铸等,他们之所以很快就被淘汰出局,皆因为他们都还一些人性在。

第三,他们都受善恶有报天理的制约。比如,毛的妻子江青文革中害人无数,必遭恶报。又比如张春桥,十年文革结束后,他的女儿张维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再比如陈伯达,他晚年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之极,负罪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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