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下沉年代》,就像坐在前排看美國衰退

2026-05-30 | 來源: 大聲思考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我相信每個關心現實的人在看到特朗普的新聞時都很難忍住問一句你到底在幹什麼？從起初的震驚、困惑、厭惡，到現在的不知所措，時間竟然才過去了七八年。再遲鈍的人也能意識到，這不是特朗普的問題，而是美國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獨立宣言》發表時的那個國家，也不是《光榮與夢想》裡描繪的那個國家，它的傳統國家敘事和現實已經分裂得讓人難以理解。只是閱讀新聞無法理解這種分裂，於是我打開了《下沉年代》，回到問題出現之前，竟然找到了答案。

為什麼窮人投票給共和黨？

曾幾何時美國有著經典的國家敘事，《獨立宣言》、神聖的國父、解放黑奴、自由市場，頑強不息，以此種種構成的美國夢——“民有”“民治”“民享”，是數代人共尋的目標，有著共同的道德准則和規則，它們讓美國成為了偉大的國家。在奧巴馬時期，美國似乎到達鼎盛，但當特朗普出現打了個響指，正式通知全世界，美國已經全然不同。

《下沉年代》的作者喬治· 帕克是《紐約客》和《大西洋月刊》的專職作家，這本書的英文直譯是《解體：新美國的內在史》，它描述的是1978年到2012年間美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它從傳統的美國敘事進入解體時代，曾經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因產業、階層和觀點的變遷，緩緩分裂的過程。

沒有人說得清楚美國是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但這時間段裡，全球化不僅僅是口號，是我們具身經驗，自中國加入WTO後，下海潮、萬元戶、個體經濟，廣東成為了最火熱的工廠聚集地，人們遷徙、務工、進入勞動力的自由市場。這場記憶仍未走遠，我們坐在前排觀看中國經濟騰飛，但在另外一頭的美國，作為制造業的遷出方，事情呈現出另一種變化。

喬治· 帕克所寫的就是美國的變化。這段歷史尚未走遠，人們還來不及總結，給出宏觀的描述，作者將目光匯聚在不同階層的美國人身上，由他們的人生經歷來折射出美國的變化。他選擇了幾位人物，非裔女性工人，塔米·托馬斯，出生與生活在楊斯敦；迪恩·普萊斯，南方白人企業家，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傑夫·康諾頓，白人精英，工作在華盛頓和華爾街。他們是底層、中產和精英。除去階層，要理解這三位能展示美國解體的人物，要從他們所在的地域開始。

塔米·托馬斯出生和生活在楊斯敦，這裡曾經是二十世紀美國的鋼鐵之心，城市遍布鋼鐵高爐，二十四小時白煙滾滾，白天的空氣被污染，夜晚則閃爍著“地獄般的紅色眩光”，直至1977年，當地最大鋼鐵廠宣布關閉。高爐漸次冷卻，楊斯敦變了，這是銹帶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在塔米成長的六七十年代，楊斯敦並不僅僅是鋼鐵之都，也是宜居之地。在她住的那條街道上，路邊種滿了郁金香和風信子，坐在走廊上遠眺，能看到高聳的煙囪，家家戶戶都精心維護庭院，男人們白天工廠工作，街道寧靜，排屋整潔，一片美國城郊的中產街區景象。可是在她成年後，這裡卻變了另外的景象，房屋空置，被燃燒彈燒毀，毒販和幫派成員出沒，公園退變成森林，看不出城市曾經存在的跡象。

她在成年後明白銹帶的含義，產業轉移的背後是工作機會消失，但人口並不會隨著消失。失業的人們開始依靠福利支票艱難度日。她是個樂觀堅強的女人，發誓要讀完高中，絕不靠福利生活。她在僅存的汽車零件行業做工，但產業依然在轉移，人到中年，和同事們一起失業。

當我們在贊美全球化帶來的繁榮與便捷時，很難注意到那些被轉移丟棄的人。銹帶成為共和黨的票倉在此時埋下伏筆。傳統的工薪階層曾經有過體面有尊嚴的工作、溫馨的房子和安全的街道，在全球化中逐漸被拋棄。當奧巴馬談論世界主義時，他們根本不信，轉頭把票投給了共和黨。這曾經令人費解，明明是民主黨人更關注福利，更關心窮人。但當民主黨精英選擇進步主義，選擇全球化和世界主義時，藍領是被全球化拋棄的人，他們怎麼可能將票投給主張拋棄自己的黨派呢？

如果鋼鐵產業無法展示全球化是如何拋棄他們的，那沃爾瑪的興起就能讓這過程清晰起來。作為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從全球采購更廉價的商品賣給美國人，消費者獲得了低價，這讓人開心，可是原本存在於當地的零店鋪和工廠卻消失了，沃爾瑪賺取的利潤也不會留在當地。那些曾經在本地有著工作、生意的普通人，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和工作。

這種困境讓塔米憤怒，失業後她成為了社區組織者，她希望這地方恢復活力，趕走毒品交易、驅散頹廢和消沉，維護社區安全。當她開車路過楊斯敦時，她很疑惑，那些曾經構成社區的事物——商店、學校、教堂、游樂場和果樹，都去了哪裡？這些曾經美好的生活，隨著全球化消失了。

他們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投票給特朗普的紅脖子明白這一點。他們討厭民主黨。這並非是黨派之爭。在全球化浪潮裡，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本重新劃分等級，種族和性別不再奏效，紅脖子不再享有膚色和性別的優勢，他們是最新的底層。

這種痛感和厭惡是真實的，他們像廢物一般被丟棄了。當特朗普出現，讓美國再次偉大，他的霸權與保守主義聽著讓他們心安——不要再進步了，我們想過點曾經的好日子。他們是全球化的傷痕，手中的選票是最後一張底牌。

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既然全球化奪走了美國工薪階層的工作機會，那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答案並不如想象中清晰，產業遷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工當然是受益者，我們目睹過脫貧致富的浪潮，但在美國，想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

最簡單的答案或許是新的精英階層。曾經以血統和資產界定的貴族階層在民主化浪潮中被抹平，但在自由市場裡，平等並未如期待中到來。即便人人都在法律上平等，但階層依然存在。在曾經談論精英時，我們指的是接受高等教育，在專業領域擁有最優秀技能的專業人士，但在現在，精英變成了與貴族類似的階層。

傑夫·康諾頓就生活在精英階層之中，他管這個階層叫作華盛頓永居階層，不僅僅包括從政者，也包括圍繞政治而生存的人，游說公司、智庫、名校精英，有影響力的人。在他還是商學院的學生時，因學校的活動第一次見到喬治·拜登，康諾頓就知道自己會追隨他。當時拜登36歲，一頭灰白的頭發，談吐幽默，風度翩翩，迷倒所有人，看上去就是做總統的材料。康諾頓自知拜登對他來說是邪教崇拜對象，是他要追隨的人，是他的馬，他會騎著這匹馬進入白宮。

他的確也做到了。他從商學院畢業，從政從商，職業生涯輾轉於華盛頓和華爾街，他想要知道商業和政治的交叉地帶在哪裡。在1987年拜登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康諾頓加入了他的競選團隊，負責籌款，這是天然適合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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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這時他才逐漸意識到，精英階層是政商的復合體，從政者離開權力部分，可以進入私營企業、智庫和游說公司，可以得到豐厚的報酬；而後者想要從政也是只需要降低收入，只要生活在這個階層，就能依靠政治游戲永居。

康諾頓本該從華爾街的銀行家變成財政部的高層職位，但他只在拜登的競選團隊中獲得了初級職位，收入銳減，車貸還不起，賣掉了開父母的舊車，但他並不在乎。康諾頓的籌款工作異常出色，但為難的是，競選籌款是競選中重要的工作，拜登卻很抵觸。康諾頓希望他出席活動和金主多說幾句，但他並不願意。他意識到拜登強烈的精英氣質，不願意降低自己的格調而和金主應酬。

這些年他自然為拜登的魅力傾倒，屢次幫助他，但他逐漸察覺到拜登的奇怪之處，即便他在籌款團隊工作，拜登卻總是不記得他。他並非故意忘記康諾頓，而是他不記得所有人，每次出席活動只是拜登個人的政治魅力秀。

這讓康諾頓感到失落，離開了競選團隊，轉頭加入了游說公司，服務於電信公司、石油組織這樣的企業。客戶有什麼需求，他們就設計方案，並不是行賄，而是在政界進行策略性的游說，對制定政策施加影響。這對他來說簡直是如魚得水，他需要游說的人就是前同事，而前同事也樂意和說客合作，因為他們也可能想換份收入豐厚的工作。政治和商業完美地結合了，三權分立依然存在，政體沒有任何改變，而政治卻變成了一場政商游戲。康諾頓十年間賺了幾百萬美元，他只是華盛頓永居階層中的小角色，卻賺了這麼多錢。

在精英階層裡，華爾街自然也占有一席之地。誰也說不清楚，華爾街的金融業是如何掌控經濟，也沒人能理清金融機構用復雜的項目拆分打包發行各種金融產品，然後金融危機就爆發了。2008年，康諾頓愉快地做著說客，拜登已經是副總統，他再次加入團隊，這次他真的抵達了白宮。

金融危機是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康諾頓不明白為什麼銀行會在技術上無力償債，而數百萬普通人一夜之間失去積蓄和住宅，這說明監管機制的崩潰，某些地方存在著欺詐，法律、規范、制度都不再可以信任了。他寄希望於奧巴馬政府徹查，可是負責處理金融危機的團隊本身是政商復合體的成員，懲罰和改革都是象征性的。

這讓康諾頓徹底失望，他知道政商復合體如何運作，他的職業生涯就在這個世界裡——投資銀行、國會、白宮，游說，而金融危機來了，給無數人帶來痛苦。他在一次演講中說出了自己的不安，金融危機的核心是欺詐，是金融機構對民眾和監管部門的欺詐，是司法部的失敗，是聯邦政府的故意地縱容與不作為。就這樣，51歲的康諾頓用半生走到了拜登身邊，進入白宮後他用一場演講把自己永久地趕出了華盛頓永居階層。

回到前文所問，誰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呢？新的精英階層、資本所有者，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普通人像厭惡貴族的血統那樣憎惡資本和精英。

美國夢碎

迪恩·普萊斯疑惑自己到底是不是紅脖子，他投票給共和黨，但並不是工薪階層。他做著便利店生意，雇傭200多位雇員，他並不窮困。他的祖輩是北卡羅來納州的煙農，自己也有土地，也接受過大學教育。在大學剛畢業時，陷入了一個謊言：上大學，接受好的教育，在世界500強找一份工作，就能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可當他做到這一切，進入強生公司時，發現簡直苦不堪言。他成為了醫藥代表，從公司領到傳呼機和電腦，開著公司的車，拜訪醫生的診所，隨身攜帶藥物樣品，給醫生們解釋療效和副作用。他痛恨這份工作，厭惡每天匯報，他像是一台機器而不是人，公司是盯著他的老大哥，個性讓他無法融入企業，於是他很快辭職，回到自己的土地開起了便利店。

在進入四十歲後，他又開始厭惡起便利店的生意。他原本只是想出售自己農場作物，可是生意已經做起來了，他不僅開便利店，也開卡車休息站，賣食物，也賣石油。他痛恨自己只能給員工最低工資的報酬，無法提供健康保險。他知道自己的有些員工偷東西，有些正在吸毒，但是他也疑惑，他們怎麼靠這麼低的報酬養孩子呢？他還試圖提高時薪，給更好的報酬，但不得不花時間把薪水降回最底工資。他知道自己完全在利用員工，但這也沒有辦法。

直到沃爾瑪來到身邊，普萊斯所在的羅金厄姆縣是個只有九萬人的貧窮農業縣，竟然連開三家沃爾瑪，這即將消滅該地所有的雜貨店、服裝店和藥店。對普萊斯來說，最可怕的是它還出售打折汽油。他發現當一個大型零售商進入你的社區，花在裡面的每一美元有八十六美分都流去了其他地方，很少的錢留下惠及本地生活。

卡車休息站利潤本就很少，一加侖就只能賺一毛錢，當沃爾瑪出售打折汽油的時候，本地的卡車休息站毫無疑問會被消滅。他的共和黨情結松動，意識到美國正在用最糟糕的方式與跨國公司和石油公司合作（這些石油組織是康諾頓的客戶）。

普萊斯是個相信美國夢的人，相信自力更生、奮斗不息，一定可以過上好生活。他待人溫和、熱愛看書，書房裡擺著卡內基和林肯的傳記，鼠標墊上是愛迪生的名言“總有辦法做到更好”。在事業岌岌可危時，他也沒有放棄，而是想出了另外一條路——發明創造，追求財富。

他認為美國擺脫石油的希望在於新能源生物燃料，利用植物制造生物柴油，技術上的確可行。他看到希望，購買設備，每天生產一千加侖的生物柴油。他孜孜不倦地推廣自己的新燃料，屢次都要見到曙光。他的事業被媒體報道，甚至得到了奧巴馬的支持，但始終無法形成產業。

普萊斯這才明白過來，共和黨對環保、新能源避之不及，民主黨喜歡可持續發展，但只有口頭支持。生物柴油的命運其實在石油公司對政府的游說能力，如果政府避免給石油產業加稅，那為什麼要有新能源？他的個人奮斗和發明創造在市場上一文不值。

他所代表的美國精神也岌岌可危，命運不再掌握在自己手裡，“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同敘事出現深刻的裂痕，個人只能由宏觀龐大看不見的東西決定命運。普萊斯眼見零售巨頭、跨國企業、國家政策緩緩地將自己的美國夢吹滅，他面臨著破產案訴訟。

這只是《下沉年代》中有代表性的三個美國人，書中還寫到了很多人，著名的奧普拉女士、沃爾瑪的創始人山姆·沃爾頓、作家卡佛、硅谷大佬彼得·蒂爾、國務卿科林·鮑威爾，以及不知名的普通人，在金融和地產投資裡失去所有的普通人。這些人曾經構建了美國的共同敘事，人人平等，可他們自身的軌跡卻發現美國已然解體，共同敘事被摧毀了，再也沒有相通的美國夢。

閱讀這本書的感受實在過於特別，它所描繪的歷史離我們不夠遠也不夠近，書裡所寫的大部分人物依然在世。曾經的美國消失了，今天的美國的階級秩序重構、貧富差距拉大，裂痕日益深刻。它不再是光榮與夢想的國家，閱讀《下沉年代》，就像坐在前排看美國無聲地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