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勳罕見聊成長史:9歲跟哥哥赴美邊工作邊讀書

2026-06-20 | 來源: CSDN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如果時間回到 1993 年，很少有人會相信，一家只有幾個人、押注圖形計算的創業公司，未來會成為 AI 時代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提供者。

更沒人會想到，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曾是一個從中國台灣來到美國、在餐館端盤子和洗廁所賺零花錢的移民少年。

30 多年後，黃仁勳和他一手創辦的英偉達站上了全球科技產業的中心。從 GPU 到 AI，從游戲顯卡到大模型訓練，幾乎每一次關鍵技術浪潮背後，都能看到 NVIDIA 的身影。

近日，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推出的訪談節目《Only in America》中，黃仁勳罕見將話題從 AI 和商業競爭拉回到自己的人生經歷，講述了移民美國後的成長故事、創業初期的艱難時刻，以及那些改變他命運的關鍵選擇。

9 歲時，跟著哥哥兩個人赴美

主持人：Jensen，謝謝你邀請我來到美麗的 NVIDIA 園區。我們認識很長時間了，也都與斯坦福有著一定的淵源。我想從那個 9 歲時來到美國的男孩說起。美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宏大的移民故事，而你的故事非常獨特。談談你剛到這裡時的感受吧，那一定不容易。

黃仁勳：我出生在中國台灣。5 歲時，父親到泰國工作，參與建設一家煉油廠，於是我們全家搬到了泰國，並在那裡生活了大約四年。1973 年，泰國局勢動蕩，我的父母覺得那裡已經不再安全。

那時，我哥哥 10 歲，我 9 歲。父母希望盡快把我們送出去，於是聯系了住在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叔叔，請他暫時照顧我們。

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是：我以前從來沒有在鋪著地毯的房子裡走過，第一次走在那樣的環境中，感覺很奇特，就像穿著鞋走在床上一樣。

接下來看到的一切都讓我感到新鮮：早餐吃的谷物麥片、早晨播出的《賽車手》（Speed Racer）、下午的《帕特裡奇家庭》（Partridge Family），還有各種各樣的糖果和巧克力。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這個國家簡直太神奇了。汽車、地毯，以及身邊的一切，都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在塔科馬住了大約三個月，之後父母把我們送到了肯塔基州奧奈達的一所寄宿學校。

那是當時美國學費最便宜、門檻也最友好的學校之一，而我父母的積蓄十分有限。那是一所很棒的學校，接收來自各種背景的學生，其中很多孩子家境困難，也有一些國際學生。我在肯塔基州奧奈達生活了大約兩年。

主持人：在這之前我從未聽說過肯塔基州的奧奈達。

黃仁勳：如果你去 Google 地圖上搜索那個地方，會發現周圍幾乎什麼都沒有，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當時那裡的人口大約只有 600 人。

對於兩個獨自在異國他鄉生活的孩子來說，那段日子既艱難又讓人害怕。但我哥哥非常勇敢，而我一直跟在他身後。

試想一下，一個 10 歲的孩子帶著自己 9 歲的弟弟，從泰國出發，來到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國家。他們先降落在塔科馬，隨後又前往肯塔基，中途還要在芝加哥機場轉機。芝加哥機場大得驚人，而我們必須自己找到下一趟航班的登機口。

現在回想起來，我哥哥真的非常了不起。他幾乎獨自完成了這一切。

主持人：這聽起來風險很大，但你的父母覺得留在原地風險更大。當時人們對你們友好嗎？

黃仁勳：那是 1973 年的肯塔基，當地依然存在不少偏見。學校裡的人從未見過中國孩子，我哥哥和我是那裡僅有的兩個。當然，我們會遭遇偏見，也會面對作為外來者進入一個從未見過你這樣的人群的小鎮時所遇到的種種挑戰。

但孩子終究是孩子。對當時的我們來說，美國依然令人驚歎。我參加了游泳隊，也加入了足球隊。那裡的食物同樣讓人覺得新鮮有趣——香腸肉汁，誰會不喜歡呢？還有漢堡包。

游泳比賽結束後，教練帶我們去了世界上最神奇的一家餐廳。食物裝在盒子裡，菜單閃閃發亮，整個餐廳看起來就像一艘宇宙飛船。那就是麥當勞。

移民通常沒有太高的物質期待，卻懷揣著巨大的夢想。你會對自己擁有的一切心懷感激，那種對奇跡的感受和由衷的感恩都非常真切。

後來，我的父母也來到了美國。他們變賣了全部家產，只帶著幾個行李箱來到這裡。母親在一所天主教學校做女傭，父親則是一名工程師。他們努力工作、拼命攢錢，只為給孩子創造更好的生活。

我記得父親買過一輛綠色的小貨車，車裡甚至沒有座位。他在後面鋪上地毯，又放了幾個牛奶箱。全家人就這樣坐在車裡，從俄勒岡州一路開到洛杉磯，去看迪士尼樂園。那也是我們全家唯一一次一起度假。

“AMD 贊助了我”

主持人：你是如何進入大學，然後去斯坦福，以及在 Denny's 工作的那段經歷是什麼樣的？

黃仁勳：我大概是 Denny’s 餐廳最好的品牌大使了，我特別喜歡那裡。那時候，我從沒想過自己能負擔得起去外地上大學，所以原本打算留在俄勒岡州。

我一直很喜歡數學和科學。在高中時，如果你熱愛數學和科學，身邊通常也就會有兩三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也有幾個不錯的朋友，我們一起成立了數學俱樂部、科學俱樂部和計算機俱樂部。每次活動結束後，大家就跑去打街機游戲、打乒乓球。

我的好朋友 Dean 選擇去了俄勒岡州立大學，而我的父母和哥哥也都在那裡，所以我後來也去了。那所學校的工程專業非常出色，不過這純屬機緣巧合。

也是在那裡，我遇見了 Lori。她是班裡僅有的三個女生之一，而整個班有 250 個男生。我是學校裡年齡最小的學生，當時只有 16 歲，Lori 比我大一歲半。

我非常有“策略”地讓自己進入了她所在的實驗小組，一下子把競爭對手從 250 人縮減到了 3 人。後來，我用了那句經典的搭訕詞：“想看看我的作業嗎？”

就這樣，我們一直走到了今天。

主持人：後來你是怎麼去斯坦福的？

黃仁勳：我一直想去頂尖大學讀研，但從來沒覺得自己能負擔得起。

大學畢業後，硅谷的招聘人員來到俄勒岡招人，我接受了 AMD 的工作機會。事實證明，那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定。工作本身很有意思，同事們也都非常優秀。

AMD 當時有一個項目：只要你被斯坦福錄取，公司就會承擔全部學費，而且繼續給你發工資。對我來說，這簡直就是夢想成真。我一邊在 AMD 工作，拿著不錯的薪水，一邊由公司資助去斯坦福讀書。

在斯坦福的那段時間，我的生活也逐漸步入正軌。我和 Lori 結婚了，有了孩子，還創辦了 NVIDIA。

現在回頭看，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你有時會覺得學到的東西太偏學術，不太確定以後到底有什麼用。但當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尤其是在斯坦福，我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課堂上學到的原理，是如何直接應用到工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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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孩子、公司、在斯坦福的學習，以及在 AMD 的工作，全都同時發生在那段時期。所有事情交織在一起，仿佛被放進了一個巨大的“大熔爐”裡。

主持人：人們常說硅谷是一個生態系統，但你用的“大熔爐”這個詞很貼切。斯坦福對你意味著什麼？

黃仁勳：它完全塑造了我對計算機科學及其對產業影響的看法。那種技術、應用、基礎科學與計算機科學戰略之間的交叉，在那段時間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

NVIDIA 的誕生：通用計算不可能是唯一的計算方式

主持人：聊聊 NVIDIA 創立時的故事吧。創業初期的經歷總是特別吸引人，因為那意味著你要承擔巨大的風險，而當時誰也不知道最後會不會成功。

那麼，在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讓你產生了“也許我們發現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的感覺？那個點燃一切的靈感火花，究竟來自哪裡？

黃仁勳：當時正處於個人電腦革命的早期階段，也是摩爾定律和 CPU 時代剛剛起步的時候。整個硅谷幾乎都圍繞著 CPU、通用計算和 PC 在運轉。

我和我的兩位聯合創始人 Chris 和 Curtis 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所有真正重要的應用，難道都只能運行在 CPU 上嗎？

我們覺得並不是這樣。有很多極其復雜的問題，比如實時圖形處理——那在當時幾乎是計算機科學裡最難的問題之一——還有物理模擬等任務，傳統 CPU 架構並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工具來增強 CPU，把那些不適合通用計算的工作交給它來完成？

就像家裡不會只有一把萬能工具一樣，廚房有廚房的工具，車庫有車庫的工具。我們相信，計算機世界同樣需要一種全新的工具，一種能夠把普通計算機變成超級計算機的工具。

但困難很快就出現了：如果你發明了一種能讓應用運行得更快的新架構，就需要開發者願意為它開發軟件；有了開發者，用戶數量才會增長；用戶增長後，銷量才會上升；銷量上升，又會吸引更多開發者加入。這本質上是一個正向循環。

可問題是，在此前幾十年裡，幾乎所有應用都是圍繞 CPU 構建的。你怎麼說服開發者去擁抱一種全新的架構？這幾乎是一個典型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而且非常難解。

後來，我們找到了第一個切入點——3D 圖形。

但當時的 3D 圖形市場其實很小。擺在我們面前的新問題是：如何找到一個既迫切需要這種新架構，又擁有足夠大市場規模、能夠推動它普及的應用場景？

最終，我們把目標鎖定在電子游戲上。

現在回頭看，我當時的商業計劃書在很多人眼裡幾乎是不可能拿到融資的。因為裡面充滿了各種“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很多投資人都覺得，這件事根本做不成。

但這恰恰也是硅谷最迷人的地方。

最終，紅杉資本、薩特山創投（Sutter Hill Ventures）決定投資我們。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得以聚集起世界上最聰明的一批計算機科學家。

從一開始，我們就堅持一個非常樸素的信念：通用計算不可能是唯一的計算方式。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極具價值的問題，需要用全新的計算架構去解決。我們最初從圖形處理開始，隨後又擴展到地震數據處理、CT 圖像重建、超聲波處理、分子動力學模擬等領域。

後來有一天，幾位研究人員——斯坦福大學的 Andrew Ng（吳恩達）、多倫多大學的 Geoffrey Hinton，以及紐約大學的 Yann LeCun——都在試圖攻克同一個問題：深度學習。

他們發現，我們的架構與這個領域天然契合。

我很快意識到，這可能是一個 NVIDIA 能夠做出巨大貢獻的方向。隨著我們的持續投入，計算機視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而這也促使我們開始思考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它會奏效？它還能做些什麼？它最終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又會給整個工業界帶來怎樣的影響？

我們不斷拆解這些問題，從第一原理出發，一步一步重新定義 NVIDIA 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

這個過程需要推理，需要願景，需要戰略，也需要紀律、耐心和信念。

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是韌性。在外界真正開始關注我們之前，我們已經在這個方向上默默耕耘了整整十年。沒有外部激勵，也沒有多少正面反饋。很多時候，你只能依靠內心的信念，堅持相信自己正在走的方向是正確的。

AI 與未來

主持人：你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請解釋一下這個詞。

黃仁勳：智能是社會、工業和我們所從事的一切工作的基石。其核心成分就是智能。我們需要謹慎，是為了確保技術的進步是可控的，確保它能像承諾的那樣工作。功能性的東西才是安全的。我希望我的車能像承諾的那樣行駛，AI 也必須如此。

目前的一個挑戰是定義“什麼是 AI”。我把它看作一個五層蛋糕，我們必須在每一層都取得勝利：

能源層：電力、土地和熱量。

芯片層：這是我所在的領域。

基礎設施層：類似雲服務。

AI 模型層：這是目前大眾討論最多的層。

應用層：這是對國家最重要的層。

將 AI 應用於醫療、軍事、國防、網絡安全、交通和制造業。雖然美國目前在各層都處於領先地位，但在技術轉折點上，領導地位是可能發生變化的。我們的政策不應阻礙應用層的發展，因為誰能最好地利用這一層，誰就能最大程度地發揮這場工業革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