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男子虐狗引发抗议,示威者呼吁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律

2026-06-26 | 来源: 纽约时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视频中，一名男子夜间在阳台殴打一只小狗，小狗发出尖锐的惨叫声。他粗鲁地揪着狗的脖子把它提回了室内。

这一发生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事件被一名邻居拍下，并于本月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视频促使关切的居民前往该男子的公寓，在现场与他对质，并救出了三只遭受虐待的小狗。几天之内，数百人聚集在他的公寓外，并在当地官方试图压制示威活动时与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这是一次罕见的公民行动。

根据两江新区警方的一份声明，这名姓李的39岁居民目前已被拘留，并称他谎称收养犬只，进而对其进行虐待，导致犬只受伤甚至死亡。

当地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属于李姓男子的三只狗已被送往一家动物收容所和一家宠物医院。其中一只小狗的前主人在参与救援后告诉本地媒体《新快报》，这只小狗多处骨折，尾巴被截断，牙齿被打碎。接纳了另外两只狗的动物收容所“旺旺家园”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它们严重营养不良，并存在失温的情况。

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动物保护法，李先生可能面临的最严重指控是扰乱公共秩序，最高惩罚为拘留15天。

这是在中国引发公民愤怒并呼吁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律的最新一起虐待动物案件。事件凸显了中国公民——特别是年轻人——正在向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诉求，即便官方通过驱散集会以及审查视频和在线讨论来压制公民行动。

数百名居民——包括一些从重庆以外地区赶来的民众——在李先生的公寓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静坐抗议。

许多示威者是年轻女性，还有年长的居民以及带着孩子的家长，他们手持写有“保护动物”和“停止虐待动物”的标语牌。无法亲临现场的支持者通过外卖软件送来了食物、饮用水、供休息的凳子、睡袋和狗粮。许多人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现场，分享人与动物相伴的故事。当李姓男子的公寓小区阻止更多人进入时，示威者便聚集在马路对面。

参与聚集的重庆宠物主人高润（音）表示，在看到李先生如何对待其犬只的视频后，他感到“极其愤怒”。“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败类，”他在电话中说。“如果这发生在我的猫狗身上，我会和他拼命。”

“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为这些无法发声的动物说话，”他说。“我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被平等对待。”

官方采取行动驱散了和平聚集的人群。视频显示，有女性被警方推搡并按倒在地。目击者称，有10多人被带走。

在这些冲突发生后，示威者开始向现场官员高喊口号，要求释放被带走的抗议者，并齐唱了中国国歌。在6月11日凌晨，即示威开始四天后，警方驱离了其余人员，拘留了更多示威者，并树立起金属围栏以封锁静坐区域。

尽管官方努力压制相关讨论，此事仍继续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李先生殴打其犬只的原始视频已被删除，而关于聚集的视频和帖子也从互联网上消失了。收治了那只骨折且尾巴被截断小狗的宠物医院此前一直在发布其恢复情况的直播，如今也已不再继续。

尽管与该事件相关的几个标签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被删除，但一个与嫌疑人被拘相关的标签已吸引了超过6700万次的浏览量，许多评论呼吁惩罚李先生并制定动物保护法。

中国的动物福利倡导者推动反虐待立法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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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研究中国动物保护的法律助理教授夏颖表示，围绕动物养殖业的经济考量仍然是此类法律面临的最大障碍。“更严格的监管将推高繁育和运营成本，”她补充道。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中国的畜牧业去年创造了约1100万个就业岗位和超过5200亿美元的产值。

夏颖指出，最终得以进入法律程序的动物保护案件，在庭辩中通常会强调动物对人类的价值。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专注于动物法的教授曹菡艾(Deborah Cao)表示，在过去15年里，宠物拥有率的上升改变了许多人看待动物的方式——从食物或役畜转变为伙伴。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大，对动物福利的关注也在增加。

在中国首例涉及宠物投毒的刑事案件中，一名男子于2025年被判处四年监禁，原因是他蓄意投放危险物质，在北京一处社区的公共区域投下农药，导致九只宠物狗和两只流浪猫死亡。

警方近期针对一只拥有150万在线粉丝的知名边境牧羊犬立案展开刑事调查。据该犬及其主人居住的河南省宁陵县警方称，该犬被拐走后遭宰杀食用。据狗主称，警方受理此案的依据是，鉴于该犬只的商业价值，此案符合盗窃的标准。

包括重庆在内的一些城市设有禁止虐狗的地方性法规，但它们缺乏处罚手段且极少执行。4月，在西南城市赣州，一名学生被指将猫剥皮并骚扰动物福利志愿者。他随后被其所在大学开除，但未面临进一步的指控。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抗议活动的政治学家戴安娜·傅表示，重庆的抗议活动是向“后物质需求”转变的一个例子——这有别于过去关于工作、工资或生计的那类传统的抗议。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参与者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支持者均强调，他们的聚集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

戴安娜·傅说，示威者很可能意识到了政府对有组织的民间社会运动的极度警惕——1989年天安门抗议后，这种警惕愈发强烈。她说，在习近平主席治下，北京方面经常将社会动荡归咎于西方力量操纵中国公民。

“动物权利抗议者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被贴上受境外势力操纵的标签，”她说。

对许多人来说，在李先生公寓外的静坐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公民行动。当地居民兼协助救援流浪动物的志愿者格洛丽亚·李表示，她以前从未参与过像这样的聚集。她和其他参与者向示威者以及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环卫工人和被指派监视该人群的安全人员分发了食物和饮料。

当李女士看到新加入的参与者怯生生地站在人群边缘时，她会走上前去，为他们指明可以坐的凳子。

“我非常清楚这可能不会带来任何结果，但我仍然觉得必须有人站出来发声并进行抗拒，”她说。“社会就是这样变得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