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上學門診:那些被當作問題"解決"的休學孩子

2026-07-03 | 來源: 正面連接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孩子不去上學了。北京兒童醫院專門開設了“拒絕上學門診”，開診10個月，接診近一萬人次，一號難求。

沒有哪個家長不著急。孩子不去學校，在很多父母眼裡，意味著整個未來的軌道出了問題。焦慮之下，他們拼命尋找一個解決方案，有時問題指向網絡和游戲，有時問題指向孩子本身。家長們急著讓孩子回到學校，回到所謂“正常”的生活。一些家長甚至走向更極端的選擇，把孩子送進戒網癮學校。

這種反應背後是人們經常使用的一套邏輯：系統出了問題，找到其中的某個“病人”，治好他，系統就能恢復正常。家庭治療領域把這個現象叫做“被指認的病人”（Identified Patient，簡稱IP），而孩子往往就是家庭裡的那個“病人”。家長以為治好孩子，一切就會恢復正常，但這種做法卻往往回避了真正的病根。

孩子休學背後，隱藏著一條更長的問題鏈條。社會的焦慮流進家庭，家庭的壓力落在孩子身上，當孩子無法應對沉重的壓力，他們躲進虛擬世界、躲進游戲——這是問題的結果，卻被很多家長當成了“病因”。想讓孩子好起來，首先就是停止把孩子當成一個問題，不要把“網癮”“厭學”這些結果當成病灶去切除，然後才有可能重新走進孩子的世界，修復孩子和大人之間斷掉的連接。

“這是一個戒網癮學校，不放假”

四個穿警察制服的人闖進家門時，小遠正在吃午飯，湯還沒喝完。他們說他涉嫌詐騙，請他配合走一趟。車是面包車，不是警車，他隱約覺得哪裡不對，但制服讓他放下了疑慮。十五分鍾後，車停了。下著雨，一個穿迷彩服的教官過來接他，把他帶進一間辦公室。兩個學生過來介紹：這是戒網癮學校，不放假。好好聽話，表現好就能回家。

小遠那年13歲，初一。送他進來的是父母，理由是他不上學，整天玩手機打游戲。他們在短視頻上刷到過這家學校的推廣，離家只有十五分鍾。那天早上，父親打了一個電話，當天就定了。他們事先跟奶奶說，有人帶孩子去讀書，趁奶奶去廟裡，派了四個人過來。

小遠不上學，是因為在學校裡過不下去了。同學偷他飯卡，把書扔得到處都是，還找高年級的在教室門口堵他，打了他。他跟老師說了。老師的處理方式是對全班說：你們再欺負他，小遠要跳樓了。他從沒說過這句話，老師大概是想震懾其他人，但兩三天後他去上學，班上沒人理他了。他一個人坐在教室後面，“感覺被無形的壓力壓住了一樣”。

他把這些告訴了家裡。家裡說：怎麼不打別人就打你，就是你有問題。被孤立的事他也說了，“我一個人從早坐到天黑，我坐不住，我害怕”。家裡說：哎呦，你在學校睡覺啊。

此後小遠每周只敢去一天，固定選周五，因為放學早。撐了兩個月，不去學校時在家玩手機。家裡認定他厭學的原因是游戲。

但小遠知道，游戲不是。在家那段時間，他做得最多的是看小說和漫畫，故事裡的男孩有朋友和哥哥陪伴。“我當時非常想有個大哥哥來保護自己，看那些作品看到熱淚盈眶。”打游戲只是“因為無聊”。“很多人問孩子為什麼沉迷游戲，但很少有人問，為什麼孩子寧願待在游戲裡，也不願意待在現實裡。”

進入戒網癮學校後，每天5點半起床，訓練內容是全身各處夾撲克牌站軍姿，一站40分鍾。“我渾身上下都是撲克牌，兩臂有，頭也有，屁股那裡也有，也要繃緊，我生怕哪一個撲克牌掉了”——牌掉了就受罰。小遠個子矮、體能差，經常挨罰。體罰是蛙跳、深蹲、俯臥撐，有時被兩個人扯住手腕拖著跑，手腕上留下紅彤彤的扯痕。犯錯站軍姿，嚴重的站到天亮——他站過天亮。下午上感恩課，反復講父母有多不容易，讓學生對著鏡頭說“知道錯了”。學生們都願意被拍，想著父母看到自己變好了，就能來把自己接回家。

學校裡鼓勵相互舉報，舉報“思想不端正”的人——說想回家的、聊游戲的、聊早戀的。舉報別人可以得到零食、減輕訓練、豁免體罰。於是在這個食物和休息都極度匱乏的地方，舉報成了生存問題。“好人會舉報，害怕的人會舉報，餓的人也會舉報。”

一次，小遠跟人說了一句想回家，被報了上去。教官把他拉到所有人面前，讓他邊走邊念檢討書，從這頭走到那頭，對每一個人念：“我不應該想回家，我思想不端正，我應該好好改造自己，我是錯的，我是不正常的，我不應該不上學。”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邊念邊哭，“像游街一樣”。那之後，他一眼就能認出哪些人愛舉報，遠遠繞開。看到稍微可信的人，才湊過去說幾句話，“說著說著就哭了”。“因為在裡面，身體都被禁錮住了，語言是我們唯一還有的東西，說出來那一瞬間，好像就是在外面一樣，能夠讓我們想象我們在家裡面一樣。他們連這種獎賞機制都禁止掉。”

進去兩個月後，他在洗衣房拿到洗衣粉，沖了一杯水喝下去。“我一直在數著時間，算著什麼時候爸媽來接我。他們一直沒有來，我覺得自己不會出去了。”他想再喝第二杯，被旁邊的同學攔住了。學校的處置是灌水催吐，然後罰他站了一整天軍姿。

五個月後的一天，有人來告訴小遠，父母來接他了，合同到期了。他不敢相信，一遍遍問：是真的假的？

校門口，奶奶開口問他：你怎麼曬得這麼黑，怎麼瘦了這麼多？

回家之後他開始失眠，睡著了就做噩夢，夢見自己還在學校裡，嚇醒。吃了就吐，不吃也幹嘔。三個月後去醫院，小遠被診斷重度焦慮和抑郁。此後初中斷斷續續只上了三個月。他告訴父親裡面有體罰。父親說：怎麼可能，離得那麼近。

所有都是任務

“哪個家長受得了孩子這樣。”這是小遠的父親後來給出的解釋。

小遠出學校那天，爸媽、奶奶、二姐都來了。爸媽站在校門口，一直在感謝老師：謝謝老師把這麼壞的孩子引到正路上，教育成人，養大成恩。小遠記得，“沒有一句話是問我的”。

小遠的父母有他們的邏輯。孩子不上學，游戲是最顯眼的原因。至於孩子說的那些——被打、被孤立、走進教室時那種說不清楚的壓迫感——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出來之後也沒有。父親回家就罵，說他學也不上、課也不上。小遠開著門縫掛著網課，父親連進來看一眼都沒有，就在門口一直罵。有一次用斧頭把他的門鎖砸了，那扇門再也關不上了。

這樣的家長不止小遠父母。在北京做了多年休學支持的任竹曦說，普通中學，普通的班裡，大概有三四個孩子在不上學。孩子不上學，家長焦慮，戒網癮學校的承諾正好填進來：把孩子交給我們，三個月，六個月，保證送回學校。虐待學生的報道年年有，這個市場沒有縮小。

在大城市裡，有些家長走了另一條路。他們找到一類創新教育機構，主打陪伴和自主探索，不承諾復學時間表。沒有體罰，沒有軍姿。譬如在北京的一出學社，沒有上下課鈴，牆上貼著師生共創的卡通課表，包括即興戲劇、社區會議、羽毛球……每月還有一次旅居，去過廣州、莫幹山。

送孩子去戒網癮學校的父母，交的是一份“五個月復學”的合同。送到學社來的父母不一樣——他們不極端，學過心理學，知道要接納，不願意用強迫解決問題。洞回學社創始人王周鵬描述這類家長大都受過高等教育，職業體面。一出學社創始人任竹曦說，這些家長對孩子小心翼翼，覺得過去做的都是錯的，常來問細小的事：孩子突然不說話了，該不該問他一句？

但接觸久了會發現，他們的模式仍然是權威指導型——密集地替孩子安排事情，給指令，給答案。情感這個部分，在養育裡自動被屏蔽掉了。任竹曦做過一個實驗，活動結束後問家長感受，大量的回答是：我感到我應該對孩子調整一下方法。而孩子說感受，會說我很開心，或者我的頭像在被往下壓。家長說不出來。

王周鵬說，這背後有更深的原因：這類家長相信努力就能成功，追求效率，習慣把一切當成問題來解決，包括孩子。

孩子送來時，他們說不急，孩子健健康康的就行。但孩子狀態一好轉，復學的催促就來了，要補什麼課，怎麼趕上進度。和送孩子進戒網癮學校的家長相比，起點不同，落點一樣。

韓月就是這樣的家長。女兒小黑小時候，有時作業沒做完，鬧情緒。韓月會說：你把情緒收起來，寫完作業不就沒事了？你別哭了，你哭完作業都寫完了。在她的邏輯裡，感受是幹擾，需要被清除掉。

女兒休學之後，她知道問題不簡單——那一年家裡賣了房子，小黑在物理上感覺自己沒有家了；升了班級，同學全是陌生人；劇團也換了班，原來一起長大的朋友突然換成另一群人。這些變動同時壓下來，小黑承受不住。但韓月腦子裡始終有另一個聲音：“變動了你就要去適應，你第一步先回到學校，有困難我們去解決。”

她後來形容自己的狀態：“我的生活就是會把孩子當成一個任務，所有都是任務，要快速、高效地把這些事幹完。”停下來之後，她才意識到，從小黑兩歲多到休學這段時間，雖然母女共同生活，晚上一起睡覺，她幾乎沒有真正問過小黑在想什麼、感受怎麼樣。“我去回顧的時候，會覺得好像那一整段時間我都很空白。”她想了很久，找到一個真正在一起的時刻：每個周六帶小黑去興趣班的路上，兩個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路上有落葉，她們會一起踩，一起聊天。“只有那個時刻是開心的。”

有一天，小黑說起跟朋友的一些不開心。韓月沒有問發生了什麼，只是說：這個事是不是挺煩人的？小黑聊下去了。這是休學以來，母女間的對話第一次能往下推進。韓月後來說，那是她第一次沒有關心事，只是在聽感受。她才意識到，問題就出在這裡。

困在這裡

小黑對韓月描述過上學的感受：“每次回去就像火柴燃著，燃成一堆灰，需要好幾天湊成原來的形狀，再去點，再燃成一堆灰。”

休學後，她曾兩次提出要回學校，都只去了一兩天就不去了。“我躺在家裡非常不確定，很崩潰，但去了學校更崩潰。”她對韓月講過一連串原因：班主任在她懟了老師之後開始針對她；歷史老師上課像哄小孩；語文老師40分鍾有30分鍾在講有的沒的；班裡女生搞小團體，孤立另一個女孩，她不想加入，但班裡沒有熟人，怕自己也會被排斥。韓月聽完覺得，“沒一件是特別大的事”。小黑自己也不明白：“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自己不想去學校。我是不是不應該這樣？”

任竹曦說，這是她見過最普遍的狀態——很多孩子並不是真的不想上學，他們反復嘗試，去了一天，撐不住，又回來了。她認為，不是現在的孩子脆弱，而是孩子面對的環境出了問題：教育環境比從前更保守、高壓，能提供支撐的社交環境又急劇萎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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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的女兒今年上小學三年級，八點到校上早自習，中午半小時吃飯加午休，十二點半語文老師進來占半小時，數學老師再占半小時，下午副科隨時可能被吞掉，放學還要上課外班。女兒班裡有同學定了一個健康目標：十點半睡覺。不是能做到，是努力的方向。這是三年級。國家明令禁止小學考試，但每周照樣有數學測試、英語測試，語文一周寫一到兩篇作文。

進了初中，壓力沒有減，連課間也是。一位母親說，兒子小學六年級被暗中篩選進直升初中的實驗班，進班第一天，老師宣布：課間不許串班，不能去找以前班裡的朋友。你們是被寄予厚望的。兒子回家告訴她，想回原來的班。她想起自己中學那會兒，每天放學糾結的是走哪條路回家——幾個好朋友，今天跟這個騎車走那條，明天跟另外兩個走另一條，路上至少聊二十分鍾。隨時去同學家，隨時去找別的班的朋友。孩子進入初中後，這些幾乎都不再可能——同校的是競爭對手，不同校的各自忙著補課，真正能聚在一起的時間極少。

社交需求轉移到線上，但線上並不安全。一位媽媽說，女兒初中時和同學發生一點矛盾，對方在朋友圈用極端惡毒的語言罵她，還引來一些同學在評論區附和。女兒在家拿頭撞牆、撕卷子，不敢去學校。媽媽讓她拉黑，但問題沒有結束——對方還有許多其他平台，還可以在網上找人向她傳話。兩年後女兒轉了學，陌生女孩加她，她還是會害怕：是不是那個人的小號？

王秋雨的兒子初中從早上七點半進校，晚上十點才出來。“從早到晚就跟坐牢一樣。”她想過很多辦法給他創造現實生活，但孩子一出來，差不多就該睡覺了。

成績掉下來那段時間，王秋雨在兒子日記裡看到：他以為的“朋友”竟然表現得很開心，嘲諷他——你也會掉下來嘛？他一直在懷念小學那幾個朋友，那時沒有競爭，關系單純。但這些朋友即使假期也忙著補課，總約不上。

有一次王秋雨走進房間，以為兒子在寫作業，卻聽到電話裡有人說話。他把手機開著，和一個小學同學保持著連線。兩個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聊天，不說話的時候各做各的，就這麼陪著彼此。

先學會說這種語言

在王周鵬組織的一次家長沙龍上，一個父親站起來說，兒子十三四歲開始出狀況，確診抑郁，在家砸過電視，用玻璃劃傷過自己。現在兒子在游戲裡大量充值，消耗大量時間，他覺得都是不得已——孩子在游戲裡還能得到一點正反饋，認識一些同好，那是他最後的救命稻草。

這個父親說，他感謝游戲。如果世界上沒有游戲，他孩子可能早就自殺了。

在成都做休學支持的陶樂茜說，“成癮”是果不是因。孩子們沉迷屏幕，絕大多數情況是真實生活中的需求沒有被滿足。“如果你認為通宵打游戲、有網癮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殘廢，請不要斷然扔掉游戲這根拐杖，否則瘸子很難活。”

對那些在家待了一兩年、連臥室門都難走出的孩子，幾位休學機構創始人發現，走近他們，往往要從游戲開始。王周鵬的做法是先問家長孩子喜歡什麼游戲，團隊裡如果有老師熟悉這款，就去跟孩子聊。他還帶著學社的孩子上過一段時間“王者榮耀課”。最難的反而是沒玩過游戲的老師——他們每天坐在一起練，這個過程本身變成了建立信任的時間。有一次師生圍坐，分享自己和游戲的故事。一位老師講，自己在人生低谷時也只能在游戲裡找到存在感，但作為80後，這份愛更不被父母理解。學生聽完，也開始說出平時不會說的感受。

陶樂茜給家長的建議更簡單：陪孩子打一次游戲。做不到就先坐在旁邊看，像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學生，提幾個很弱的問題，說幾句真心話。“游戲是這一代孩子的語言，想走近他們，得先學會說這種語言。”

陶樂茜開過二十多次面向家長的游戲科普工作坊。工作坊開始前，她讓家長填一張表：孩子平時玩哪些游戲？游戲裡有哪些操作？他在什麼情緒狀態下會玩？玩完後情緒有什麼變化？她邀請游戲大廠的資深策劃師講解游戲設計原理，告訴家長如何通過孩子的游戲行為讀出他們的“心理缺口”。她問家長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觀察過孩子在游戲裡是什麼樣的人嗎？

一個父親告訴她，孩子玩《無畏契約》，專打奶媽，負責給隊友補血支援。陶樂茜問：他在游戲裡是不是特別會照顧人？是團隊裡被需要的那個？父親說是。再聊到現實裡，孩子曾被孤立、被排擠，復學的條件是換班，因為那個班有他討厭的人。但在游戲裡，他是團隊的核心。

“你要把游戲當成他的簡歷，像HR去面一個人，通過簡歷看他具備什麼能力、品質、技巧。支援分SS級，說明樂於助人；隊友喜歡他，說明他在現實中也是善良的孩子。”

光看懂還不夠，還需要轉化——把游戲裡的體驗遷移到現實中。陶樂茜在大理做營地，給孩子設計崗位，任務完成就發錢，每半天發一次。原本計劃結營再統一結算，但她發現孩子等不了——游戲裡打怪立刻爆金幣，現實裡也需要同樣即時的反饋。她給每個孩子量身設計角色：有孩子當“游戲娛樂官”，帶大家線下一起打，還要給父母講解一款游戲；一個喜歡歷史的男孩當導游，第三次講解時已經不需要稿子了。

營地第七天，有個孩子下午六點發現手機不見了。回想上次用手機是一點鍾，找到之後開機，發現那天手機只用了46秒。不是因為手機被沒收了，是因為現實生活變得比手機更有意思。

韓月也在慢慢學。有一天，小黑叫她來看《迷你世界》裡蓋的房子，她放下手裡的事，坐下來，認真問：屋頂蓋黃色還是粉色好看？從前陪小黑看游戲不過是在完成任務，但那一次她真的看進去了。“你就會理解，她玩這個東西確實有意思。”她也看到，小黑有很強的被看見的需求——如果她沒有積極回應，小黑會明顯覺得在被敷衍。

小黑的爸爸陪她打《王者榮耀》，但女兒說他菜，不跟他組隊。有時女兒打完一把，會給他發截圖：“你看我這把MVP。”他回她：“牛逼啊。”

如果連接不能修復

任竹曦判斷一個孩子是否真正在好轉，不看他有沒有回學校，而是要看他能否和人連接：遇到困難時，他能不能開始跟對方探討，說出自己的感受；有沒有開始主動與人建立關系，而不是等著被安排。所以對家長來說，目標要換一個。不是盯著復學，而是做那些更根本的事：重新走進孩子的世界，修復兩個人之間斷掉的連接。

韓月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裡。有一次，小黑拉她一起看《時光代理人》。她沒有拿出手機，把對動畫的固有判斷全扔一邊，看完兩個人聊起來。小黑說，她很欣賞兩個主角之間深刻的友情，也共情一個主角小時候父母不在身邊的經歷。韓月後來說，那是她第一次真正進入女兒的世界，而不是在完成一項任務。

今年3月，她給小黑養了一只小邊牧。小黑開始願意出門遛狗，之後去考察一所創新學校，決定入學。早上7點多自己會醒，放學和其他孩子約著玩。韓月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小黑每天4點多放學，之後到7點，她把所有工作都排開。母女倆一起遛狗，一起吃飯。

但並不是每個孩子都像小黑一樣幸運。曾被送進網戒學校的小遠，一直沒有等到那個感受被看到的時刻。出了戒網癮學校三個月後，他確診重度焦慮和抑郁，爸爸說他是裝的。

一年後，他開始覺得活著很痛苦。有一次爸爸罵完他，他沖向窗戶要翻出去。奶奶扯住他，一直叫他名字：小遠，小遠，你別糊塗，你走了奶奶怎麼辦？之後他一直要拿廚房的刀，奶奶一步都不敢離開廚房。

第二天，戒網癮學校的教官再次登門，這次沒有穿警察的衣服。家裡其他人都不在。他們說：你還認識我不？小遠一點力氣都沒有了，“我就想，那就死在裡面吧，就跟著走了”。那次待了大概七天。奶奶擔心他在裡面出事，跟父母說，才把他接出來，送進醫院住了十天。

小遠不是孤例。最近幾個月，類似的事接連被報道。父母把子女送進這類機構，並不會因為孩子成年而停止。一名26歲的男子做游戲代練，被母親送進特訓基地，拘禁82天；一對23歲的雙胞胎兄弟，一個在裡面腰椎間盤突出惡化、癱在床上，另一個遭持續毆打，被迫吃肥皂、喝洗衣液，最後吞螺絲釘自殘求救；一名21歲的女大學生，因為談了父母不認可的男友，被家人聯合假警察騙進矯正機構。游戲、戀愛、生活方式，都可以成為送進去的理由。

這些家長粗暴地認為孩子“病了”，相信只要把出問題的孩子送走，送到所謂專業的人的手上，他們就會好起來。但孩子最初承受的那些——同學霸凌、老師的漠視、家裡說不清楚的孤獨，一樣都沒有被碰觸過。

對小遠來說，被送進去的五個月，以及出來之後家裡的反應，在他原來的傷口上又壓了新的重量。這套機制真正厲害的地方，不是讓你害怕，而是讓你覺得自己有罪——不斷灌輸一種敘述：你今天變成這個樣子是你的問題，你讓家人失望了，你必須改變自己。當一個孩子覺得自己對不起所有人，覺得自己就是家庭痛苦的根源，他的安全感就被徹底摧毀了，也許永遠無法修復。

小遠對父母的感情，走過了很多階段。“最開始是想要他們陪我，後來變成恨，再後來是理解，然後是失望，最後變成了沉默。”

他如今有自己的理解：“一個父親發現孩子不上學，整天玩游戲，他會感覺到什麼？羞恥、恐懼、無能、絕望。有時家長把孩子送進去，未必在懲罰孩子，而是在拯救自己。這是個很殘酷的問題。”

現在小遠上職高，學計算機，在學校附近租了個單間，一周回家一次看奶奶。睡眠這個月才剛剛開始穩定，7點睡、7點醒——這是五年來頭一次作息規律。頭還是疼，一進教室，恐懼感就會襲來。燈光晃眼睛，翻書聲，聲音稍微大一點，“我就覺得是不是那群人又來了？”

“他們拿走了我一部分東西。不是信任本身，而是那種孩子對世界天然就有的相信——如果我說出來，大人會保護我，因為我是未成年人，這個社會都在保護我。這種相信很難很難恢復，到現在我還很難相信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