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妓院合法化: 民国浪子:胡兰成佘爱珍结婚开妓院维生

2011-05-26 | 来源: 新浪读书 | 转到微信 | 有1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清水居东京，仍在外务省做外交，胡兰成先在东京清水家里落脚。他几乎是赤裸裸光身上的岸，于是先将戴在手上的金戒指去卖了五千四百日元，然后“去买了一套汗衫裤、一套卫生衫裤、一件衬衫、二双袜子以及面巾牙刷牙粉，用去二千二百元”(胡兰成1950年9月28日给唐君毅信)。清水是职业外交官，在大使馆地位要比池田高，胡兰成与其关系并不深，再者，清水也并不如池田那么欣赏胡兰成，胡兰成知道，自己在清水家是不能久住的，他真正能依靠的只有池田。

　　在清水家住了约半个月，胡兰成被闻讯赶来的池田从东京接回自己家中。

　　池田早已离开外交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破败，物资缺乏，失业严重，池田刚从中国回国时，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卖蔬菜瓜果为生，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打拼，此时才稍稍有了点发展，现在担任一个清水市工商会理事的闲职。

　　抗战胜利已过了五年，胡兰成本以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这样一个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该再去搅扰清水和池田，可他这样的狼狈相，不去找他们，又怎么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缠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应该奉香拜祷的朋友，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一声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呢，待他确是高情厚谊，他将胡兰成从东京清水家带回了清水市，带到了自己家中，胡兰成就此住定了下来。

　　池田带胡兰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抚他那惊魂未定的心灵。稍稍安定下来以后，池田就帮助他向外发展，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胡兰成还有个紧迫的谋生问题。他在池田家里可以白吃白喝，但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虑，池田也在为他打算，池田给他联络去各处讲演，为他联系可以写稿的报纸杂志，一来有点收入，再则也为今后打下点基础。胡兰成去讲演的地方并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矿和造纸厂，可他9月29日从东京写给夏承焘[4]的信上却说：“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夏承焘已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接谈，也看过他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已经了解，对其说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由得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怀疑：“不知所写是何种学术也？”

　　去大学做学术演讲是吹牛，每月仅写六千字就可维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话，不要说在战后日本，就是日本经济起飞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偶尔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时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说他胡兰成又是谁呢？所以，他这些话或许能够蒙一下大陆的夏承焘，要骗唐君毅就不行。当然，若从好处想，胡兰成也许是为宽夏承焘对他的悬念之心，只拣好的说了，可夏承焘像是和他并没有这样的情谊在。

　　但不管怎样，经过池田为他的东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脚踢，既写文章，又是讲演，还到处联系与名流交谈，胡兰成的个人生计差不多能够对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里，毕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条。胡兰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过钱，可很快就不寄了，无钱寄也无心寄，再后也就音讯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对他这叔叔的了解，也不会怎么指望他的。

　　胡兰成与大陆的联系，此时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将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时间中写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写的。于此，也可见他在这两年间的“闲暇”。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谈时告他：像他这样有饭吃有衣穿，可悠闲地写写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胡兰成这一切都拜池田所赐。

　　与唐君毅通信如此频繁，是因为胡兰成往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通信主要由唐给他转，一则是怕检查，再则是为省钱，一封信中再夹带几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陆、台湾和香港本地寄，其时的邮资对他要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见他衣食不愁也并不宽裕。他写信给刘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根据他的说法，他人还在温州时就想对两人明说的，犹豫着没敢说，现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证，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终，体念刘老先生的年老体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时，干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写信给梁漱溟，为自己未能“应邀去北京”说明，梁回了信却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无音信来往。

　　胡兰成写信给梁漱溟，由唐君毅给他转寄大陆。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嘘过和梁的关系，其实唐君毅与梁的关系要比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时，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唐君毅先生最近一代贤哲之士也，吾往昔有幸于欧阳竟无大师讲学的支那内学院得会晤君毅尊翁迪风公，其时君毅适在北京求学，而我则忝任讲席于北京大学，迪风公因以照顾君毅相嘱托，此即我与君毅结识之由来，后此，君毅既长期在海外治学讲学，而我始则为国事而奔走南北，继则安居着书于北京，彼此不得把晤者三十余年，犹幸君毅前后著作多种却都递给我，我虽未循序释读，然其识解正确，时有警语，精辟惊人，则我衷心叹服之矣(附注)顾我亦有足于君毅者：内学院所讲法相唯识之学，于内证离言是佛法却善为剖析，君毅胡乃轻视而不之求耶？君毅先我而去世，未得畅怀互致切磋，是可憾也！

　　附注：“人死只是其身体之销毁，然而身体这东西它自始即一销毁中之存在，而于此销毁中表现心理活动，所以人之身体自生至死，只是心之本体的活动之一段过程表现。所以，人之有死后的生活或第二代的身体来继续其心理活动之表现是不成问题的。”——以上为我钞存君毅的一段文章，惜其见于何处则失记之矣。禅宗有云：“有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身在心中”，盖身有尽而心无尽，君毅其知之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识于北京[5]

　　唐君毅早年在北京求学时，即与梁漱溟“结识”，而且梁是受其父之请托代为照顾。解放后三十多年两人虽未曾见面，但唐君毅每有著书都寄北京请教指正，唐于梁的关系自然决非从未得见梁一面的胡兰成可比。

　　这里有一个问题，也是胡兰成的不负责任。

　　胡兰成写信到大陆，既通过香港唐君毅转，再加通信为私人间事，至少从道理上说，不管怎么写都无问题。但胡兰成公开写文章著书就不同了，可他对此却像是从未认真考虑过，从未想到，他这样直露地写来是否会对仍在大陆上的当事人有什么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详细记述了自己逃亡过程中，得到了哪些人的帮助，哪些人在危急时分掩护了他。可这些人还在大陆，连那位他以为已故世的刘老先生尚在人世，他只顾自己写得顺手，就不曾想想，这样写会对当事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在大陆当时政治气氛下，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包括“他自己”的小周和秀美，还有两度收留了他的杭州斯太太。幸好他的《今生今世》当年是在日本出版，香港卖得不多，没多少人知道，但可以推断，肯定有人为此而要受罪“说清楚”的。

　　上蹿下跳终徒劳

　　经过池田家半年的调整，胡兰成逐渐恢复过来，来年三月，胡兰成移居到了东京。

　　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对胡兰成来说又是一个机会，通过几个月的报纸写稿，他重新担当起以往曾见重于日本人的谋士身份，上蹿下跳谋划献策。

　　朝鲜战争涉及中国、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对立，“联合国军”组成已进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从北面开进了朝鲜，苏联的武器装备空降到了平壤机场，战争虽然在朝鲜土地上进行，事实上却已成了局部的世界战争。东北亚这种紧张局势是否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结局将会怎样？亚洲国家在关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也在关注，与朝鲜隔海相望且刚刚从战争中恢复了点元气的日本更在关注。在美国驻军的控制管理下，日本朝野各党派对于日本的处境、应对的策略举棋不定，上层人士在活动，下面的老百姓也在议论，是否又有重蹈战争苦难的危险。

　　但这恰是胡兰成表演的大好机会。经由池田、清水和谷正之等老关系，他得以参加了日本各政党和团体的多次聚会。日本战后，二次大战中的战犯已受到国际法庭的惩罚，有美国人在，许多日本右翼政治人物韬光养晦，不轻易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有胡兰成这样一个无家无业漂流无定的光棍，恰好可以利用来被他们当枪使。胡兰成本无任何可担忧，于是投其所好，一有机会即放言高论，大讲其东亚局势、世界发展的分析预测。他如此卖力的表演，在他一则可对得起池田、清水及谷正之等人对他的器重和关顾，以此证明他不是个一无所用的偷渡客，再则也可为他进入日本社会挣得吃饭的地位和身份。他之所以能够与日本右翼政党团体接近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反共和反华。

　　其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正甚嚣尘上，反共主导了美国的基本对外政策，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与美国处于对立的战争状态，在东亚，反共必然也就导致在外交上的反华。在美国的影响下，日本右翼势力也开始大肆反共反华，结果又引发了新的结盟，与台湾蒋介石国民党所谓的“反共救国”、“反共复兴”运动合流。

　　这一新现象，对胡兰成又是利好消息。胡兰成本是日本人卵翼下的汉奸，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对象，是故胡兰成刚在日本出现，在报刊发表文章且到处讲演时，台湾驻日本外交使团曾提出抗议，警告报社不许刊登胡兰成文章，斥责有外交官身份的清水董三不应介绍胡兰成去改进党会议上发表演讲，台湾使团还为此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去告状，要求日本地方警察调查他的身份。

　　可由于反共反华的共同需要，台湾也渐渐顾不得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了。据胡兰成自己说，台湾“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到日本，郑曾与他秘密见面，以后何应钦到日本也秘密召见过他，何应钦并要胡兰成将他对美国有关朝鲜战争政策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回台湾后何应钦将他的意见转给了蒋介石，以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给胡兰成回信说，蒋对他的看法颇为赞许云云。

　　胡兰成在大陆时，毛泽东看过他的意见，现在他流亡日本，蒋介石又看过他的意见，虽则一“不以为然”一“颇为赞许”，但他胡兰成与海峡两岸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袖人物联在了一起，言下之意，他该是中国现代史上如何重要的一个人物。只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胡兰成自己在说，别无任何旁证。不过，不管怎样，以后台湾使团不再找他的麻烦，却是真的。

　　胡兰成得意洋洋地向唐君毅自夸：“我在此发表的文字影响很大，日本有权威的评论家纷纷介绍赞扬，而日共也很注意起我来了。我研究日共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大约不敢对我有暴行，再以后也得防范的。我的生活问题是到现在才完全安心，可以商量接家眷出来了。”[6]他还夸耀自己与多少多少日本政要党魁有交往，他们对他的意见又是怎样怎样看重，俨然一副日本著名政论家的姿态。他甚至妄想着成立一个研究机构，专事研究反共和日本的外交政治策略，以备日本右翼政党团体咨询，为了向麦克阿瑟美军司令部请准，他还准备为其所用地研究美国东亚政治军事战略。可他所有的文章言论，不要说对中国人，即使对台湾、香港的中国人都难有一个交代，那就是他所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首先为日本做打算。日本已战败五年多，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可他仍是五年前的汉奸样，而且更为疯狂和更无顾忌。他自己未尝不明白这一点，却巧为说词道，他这样做是首先帮助日本取得独立自主，而后再回头来帮助中国，唯有独立自主的日本，才能帮助中国。说来说去，还是往年曲线救国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