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活: 回国探亲感悟：每次回来都要受些“刺激”

2006-11-07 | 来源: 金融时报魏城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我这次回中国探亲一个月，生了一场大病，先是感冒，接着高烧，最后是上吐下泻，光是卧床不起、昼夜昏睡就有三天。大概因为我在西方生活太久了，久到了对中国的病菌完全丧失免疫力、不堪一击的地步。

　　回到英国后，《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同事们对我这次“发烧之旅”少不了一番安慰，安慰之余，又逼着我讲一讲生病之前的见闻。

　　说实话，我这次探亲，除了大病一场之外，其它时间也乏善可陈。我严格遵守中国大使馆钉在我探亲签证旁的那张小条的要求，未在中国从事任何采访活动，整整一个月，除了生病占去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我只好靠走亲访友、吃吃喝喝打发时光了。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套用一下托翁的句式，我这一个月的生活大概可以这么概括：吃喝的宴席都是相似的，访友的遭遇却各有千秋。

　　具体来说，尽管不同的宴席有简朴、奢华之分，但赴宴者都大同小异地互相寒暄着、言不由衷地互相恭维着、假戏真做地互相敬酒着，你只有走进他们的私人住宅，你才能窥见他们的真实生活，你只有在他的私宅中与他单独交谈，你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

　　我在中国的朋友，大约分为穿开裆裤时的玩伴、求学时的同学和就业时的同事这几类，他们或者曾经蹲在同一起跑线上等待开跑的枪声，或者曾经在人生长跑的最初几圈并驾齐驱，但经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大潮的淘洗和社会巨变的颠簸，如今他们已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看上去有些人还在并肩小跑，但因人生颇为类似那种循环跑道的赛场，他们如今相互之间的差距，其实早已错着好几圈跑道呢。

　　我对《金融时报》中文网的同事们讲了我走访这些中国熟人私宅的不同遭遇，但其中几位年轻同事最感兴趣、也最感震撼的，却是我描述的几位已成富翁的朋友的豪宅──

　　“啊，他家还雇有剪草的园丁？！”

　　“什么，他家还有室内游泳池？！”

　　“光装修就花了一百多万？！”

　　“妈的，他们家地下室的乒乓球室，都比我在英国租的房间面积大！”

　　还有一位同事，以半是关心、半是玩笑的口气问我：“你这次回去是不是很受刺激？”

　　我也顺竿儿爬地说：“是啊，我看了前同事的豪宅，当晚就感冒了；看了前同学的豪宅，马上转为高烧；最后看了儿时玩伴的豪宅，又演变为上吐下泻！”

　　说到这儿，所有同事都是一副若有所悟的样子：“原来你是这样落下病根的！”

　　豪宅：老板们的自我奖励？

加拿大养孩子开销多少数字惊人

　　当然，我说的都是玩笑话。如果说我受过“刺激”，那还是上个世纪末，我离开中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之时。进入新世纪后，我几乎年年回中国，有时还一年多次，所以，“刺激”感的强烈程度逐渐减弱，如今都有些麻木了。

　　那些听完我的叙述颇感震撼的年轻同事就不同，虽然他们也常回中国，但他们的中国朋友大概因为都比较年轻，仍处于人生长跑的最初几圈，所以相互之间经济地位的分化还没有那么大。

　　其实，即使是我，因为朋友的圈子毕竟有限，在中国采访过的老板们，通常也不会把采访地点安排到自己家中，所以，我也没有见识过中国真正的大富豪的私宅。但仅从我去过的这些如今分属不同社会阶层的朋友的住宅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非常惊人。我不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因此与中国的富人朋友们谈不上什么可攀比性，但我看了朋友的豪宅不会“落下病根”，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普通人看了朋友的豪宅不会“落下病根”。　　例如，我这次回国发现，许多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因为相互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差别太大，彼此早已不来往了；即使是我这次参加的许多聚餐，也是因为借我的回来，许多熟人才找到一个互相聚会的理由，其实，他们之间久违的年头，甚至比我与他们重逢的间隔还长。

　　在中国，贫富分化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仍然不断有人在谈的话题。在以前我的写作中，我也多次谈过这个话题，次数已经多到了我不愿意再谈、也似乎谈不出什么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网主编力奋听我描述了上述见闻之后，仍然鼓励我说：“挺有趣儿的。这是一个常新的话题，还是写点儿什么吧！”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试图再从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咀嚼出点儿新意来。但写完中国之旅见闻之后，待我力图分析贫富分化利弊之时，我却写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却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绪：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国家，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吗？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适”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种激励？一个榜样？还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烧的“病根”？弱势群体仇富情结的目标？一个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是否应该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由，强制性地规定富人消费的上限？

　　说实话，在我的朋友中，能够住得上独栋小楼级的所谓“豪宅”的，均为老板，罕有高级打工者，更别说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说，在中国，要想成为大富翁，就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打工。

　　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其视线往往有一个盲区：他们只看到了传媒聚光灯下的少数成功企业家，却没有看到那些人数更多的失败的企业家、勉强维生的企业家、挣一把快钱马上抽身的企业家、经受不了商业冒险所带来的身心折磨而卖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业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计，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压力、磨砺，经历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心潮起伏、彻夜难眠、投资失败、婚姻破裂以及“朝为人上人，暮作阶下囚”的噩梦……

　　我接触过不少前老板，他们都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风险、这种身心折磨，而终于决定“放下身段”、转而成为现雇员的。

　　一位开过公司的朋友，曾经对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板生涯：“有的时候，压力大得难以承受，我就想，挣钱是为了什么？如果挣钱就是为了账面上的抽象数字和身心上实实在在的折磨，那挣那么多抽象的钱，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没有完善的捐款机制的中国，那些“放不下身段”、钱又多得烧手的老板们，为了给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点儿“实实在在”的意义，为了把“抽象”的账面兑现成“具象”的奖励，只好购买豪宅、大宴宾客、挥金如土、包养情妇……

　　但我的这位朋友觉得，这些“具象”的奖励也补偿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后来他也“放下身段”，转而当了一个高级打工者。很难设想，一个人人都不愿当老板、人人都想当高级打工者的社会，如何能够自我运转下去；也很难想象，一个只期望老板超生理负荷付出、超心理负荷冒险、却不允许老板获取超打工收入回报的社会，如何能够产生世界级的顶尖企业和一流企业家。

　　超常回报，是对超常付出、超常冒险的一种奖励，只要这种付出、这种冒险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那么，多么超常的奖励都算合理。企业家以慈善捐款回馈社会，应该是一种额外的美德，而不应该是一种份内的义务。

　　而且，对急于扩大内需的中国经济来说，富人花钱消费、甚至挥金如土，也谈不上是一件坏事。当然，如果能够鼓励富人在必要的消费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润用于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经济的企业扩张之中，能把更多的余钱用于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鼓励，不仅应该体现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应该体现在税收奖励机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