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生活: 回国探亲感悟：每次回来都要受些“刺激”

2006-11-07 | 来源: 金融时报魏城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例如，我这次回国发现，许多过去的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因为相互之间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差别太大，彼此早已不来往了；即使是我这次参加的许多聚餐，也是因为借我的回来，许多熟人才找到一个互相聚会的理由，其实，他们之间久违的年头，甚至比我与他们重逢的间隔还长。

　　在中国，贫富分化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仍然不断有人在谈的话题。在以前我的写作中，我也多次谈过这个话题，次数已经多到了我不愿意再谈、也似乎谈不出什么新意的地步。但FT中文网主编力奋听我描述了上述见闻之后，仍然鼓励我说：“挺有趣儿的。这是一个常新的话题，还是写点儿什么吧！”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试图再从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咀嚼出点儿新意来。但写完中国之旅见闻之后，待我力图分析贫富分化利弊之时，我却写不下去了。我在家中小院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却仍然理不清我的思绪：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变化的国家，能够避免贫富分化吗？如果不能避免，那多大的差距才是“合适”的差距？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种激励？一个榜样？还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烧的“病根”？弱势群体仇富情结的目标？一个标榜市场经济的国家，是否应该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由，强制性地规定富人消费的上限？

　　说实话，在我的朋友中，能够住得上独栋小楼级的所谓“豪宅”的，均为老板，罕有高级打工者，更别说普通打工者了。所以，有人说，在中国，要想成为大富翁，就不能一辈子给人家打工。

　　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其视线往往有一个盲区：他们只看到了传媒聚光灯下的少数成功企业家，却没有看到那些人数更多的失败的企业家、勉强维生的企业家、挣一把快钱马上抽身的企业家、经受不了商业冒险所带来的身心折磨而卖掉生意重新打工的企业家……

　　即使是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付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努力、算计，承受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压力、磨砺，经历了比常人多得多的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心潮起伏、彻夜难眠、投资失败、婚姻破裂以及“朝为人上人，暮作阶下囚”的噩梦……

加拿大养孩子开销多少数字惊人

　　我接触过不少前老板，他们都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这种风险、这种身心折磨，而终于决定“放下身段”、转而成为现雇员的。

　　一位开过公司的朋友，曾经对我如此描述他昔日的老板生涯：“有的时候，压力大得难以承受，我就想，挣钱是为了什么？如果挣钱就是为了账面上的抽象数字和身心上实实在在的折磨，那挣那么多抽象的钱，还有什么意义？”

　　于是，在缺乏悠久深厚的慈善文化、也没有完善的捐款机制的中国，那些“放不下身段”、钱又多得烧手的老板们，为了给自己身心遭受的折磨找点儿“实实在在”的意义，为了把“抽象”的账面兑现成“具象”的奖励，只好购买豪宅、大宴宾客、挥金如土、包养情妇……

　　但我的这位朋友觉得，这些“具象”的奖励也补偿不了他身心遭受的折磨，后来他也“放下身段”，转而当了一个高级打工者。很难设想，一个人人都不愿当老板、人人都想当高级打工者的社会，如何能够自我运转下去；也很难想象，一个只期望老板超生理负荷付出、超心理负荷冒险、却不允许老板获取超打工收入回报的社会，如何能够产生世界级的顶尖企业和一流企业家。

　　超常回报，是对超常付出、超常冒险的一种奖励，只要这种付出、这种冒险是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那么，多么超常的奖励都算合理。企业家以慈善捐款回馈社会，应该是一种额外的美德，而不应该是一种份内的义务。

　　而且，对急于扩大内需的中国经济来说，富人花钱消费、甚至挥金如土，也谈不上是一件坏事。当然，如果能够鼓励富人在必要的消费之外，能把更多的利润用于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经济的企业扩张之中，能把更多的余钱用于慈善捐款之上，那更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鼓励，不仅应该体现在道德要求、文化培育之中，更应该体现在税收奖励机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