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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不震惊的,因为她实在太美了。
美到什么程度?美到令你一时说不出话,需要慢慢镇静下来的程度。
为了写这本书,我访问了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提到这点,直率些的往往第一句就说,而涵养深些或“身份高些的”则放在中间或最后说。绝无例外。
我从小就容易被美感染,见到真美的人物,往往目不转睛,千方百计地绕着看,追着看,甚至到忘了害臊、忘了吃饭的程度。才是六七岁的孩子,第一次读到“秀色可餐”这四个字时,觉得真是准确极了,竟为人间会有这样绝妙的表达方式而喊叫起来,痴笑不已,弄得妈妈直害怕。
长大之后,知道美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带有极大的主观色彩。因此,美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常常是你认为美的,他认为不然;而令彼目定神驰者,此又未必欣赏。见仁见智,难得统一。像对宋庆龄这样众口一词,甚至无分男女老少,从高级干部,到司机、警卫、勤杂人等均无异议,倒也是平生头一次遇到。
余生也晚,无由得见,羡慕之余,不免刨根问底。
“怎么美?”
“说不出来的美。”
奇怪的是竟无一个人给我形容。
“你头一次见她,她穿的什么衣服?”
“旗袍。”
“什么样的旗袍?”
“深色的,她通常穿深色的。”
“是黑色的吗?”
“好象是黑色的,有时还带点小花或圆点的……”
这个么,我从照片上原也见到过的,只好另作诱导。奇怪的是再怎么细问,竟也问不出。一个答不出,许多人也答不出。渐渐地我明白了,衣服对她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服饰与她已溶为一体,或只是为突出她本人而服务的。因此,一般不是搞艺术或研究美学的人往往很难说出。
于是我去找一个从青年时代就在宋庆龄领导下工作的戏剧家。
“请谈谈她给你的第一印象。”
他沉思默想了很久,突然静静地笑了,说:“哦,她真美……”
“比她的照片呢?”因为我觉得她的照片已经美极了。
“照片?那怎么能比,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哦?漂亮多少?”
“漂亮一千倍,一万倍。”
这当然是艺术夸张了,但对别的人,他也这样夸张吗?要知道他是以美为职业的艺术家,对美是十分挑剔苛刻的。
他又不说话了,我只好从头问起:
“你第一次见她,她多少岁了?”
“我想想,那时我刚二十多,她该已是四十多岁,不,不对,她是1893年生的,那时已经五十出头了。”
“还那么美?”
“美极了。”
“你说具体点嘛!”
“……一个朋友来通知我,夫人要接见我和另一位同志,我们去了。那是当年福利站一间办公室,又小又黑,里边有好几张桌子,我心里正奇怪:怎么,孙夫人,国母,就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她从桌子后边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好象是‘欢迎你们来一道工作’之类的话。”
他停住不说了,我只好催促:
“还说什么了?”
“好像没什么了,她一向说话很少的。”
“你说什么了?”
“我?好像什么也没说。天哪,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我完全呆住了。”
“她穿什么衣裳?”
“旗袍。”
“什么样的旗袍,什么颜色?”
他捧着头想了半天:“忘掉了,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他竟——我气得叫起来:
“亏你!还是个艺术家,还写剧本哪!”
“那有什么办法?我们俩,又不是我一个,都那么呆呆地看着她,完全傻掉了。”
没办法,我只好另辟途径,说:“你还记得古诗《陌上桑》吗?”
他摇摇头,还沉浸在回忆中。
我轻轻地给他念: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东南隅。
……
……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对,对,就是这样,‘但坐观罗敷’。不过,我想,她比罗敷美。”
“比你一生所见过的美人都美?”
“当然。”
“你这是完全入迷了。”
“对,入迷了。我想,只要是好人,就不可能不被这样的美所征服。”
“你给我形容形容。”
他又苦思了半天,说:“我形容不出。”
我真生气了,说:“你怎么啦!你剧本怎么写的?”
“我剧本上一个形容词没用。”
“剧本可以不用,报告文学可总得有些描写吧!你不是答应过要帮助我吗?”
“我是想帮助你,所以才不能随便讲呀!”
“那么——我来问,你回答。”
他点点头。
“纯净的美?”
“对。”
“圣洁的美?”
“对。”
“端庄的美?”
“嗯,不过……”
“典雅的美?”
“都对,都是,但又都不完全。那是那样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十分丰富,却又无比强烈,令人不可抗拒……让你几乎不敢形容。因为似乎不论怎么形容都会失之于肤浅……这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
我打断他,说:“那么,我试着用自古以来各种形容美人气质、风度的词来问,好吗?”
他点点头。
“仪态万方?”我试探着说。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雍容华贵?”
他叫了起来,好像牙疼一样:“我最讨厌雍容华贵这个词了,用这个词形容她,是对她的一种贬低,她是那样的纯朴……”
“难道她不高贵?”
“当然高贵。但她决不是宋美龄那样的贵妇人。宋美龄我在重庆也见过的,那才真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哩!”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嘲讽说,“不,完全两样的。”
“当然,她不是贵妇人。因为她不仅是真正的第一夫人,她本人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可她又绝无通常所谓的政治家的派头,她是那样女性,那样柔美,那样书卷气……”
我徒劳地又举出不少书报、银幕上见过的一些美丽的女皇、政治家、艺术家、学者明星,甚至一些经典着作中的艺术典型……但他都一一否定,说“根本无法相比”。
我沮丧了。喃喃地说:“她自然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
“月亮只有一点点像。”
“也不是高山……那么,她是大海。”
他的头抬了起来,说:“这个对的。”
我说:“那么,我有一个人可以与之相比了。”
他害怕地看着我,唯恐我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似的。
“周恩来。”我说。
“总理是男人呀!”他说。
我说:“对!总理是男人,他的魅力是男性的。而她是女性的,但就其本质来说,他们的气质是相近的。因为他们的魅力都不是单一的,肤浅的,而是来自他们的整个生命、全部历史。无论从外形、内心、意志、信念、胸怀、文化素养及人格力量……记得吗?有个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总理:周是这样地富有魅力,这样地有教养,以致任何一个文明人,在他的面前都会感到自己只是个野蛮人……”
“这倒有点对。”他想想又笑了,“比较接近。但她毕竟是个女人,让人在她面前总会产生一种愿意为她挺身而出,赴汤蹈火,虽肝脑涂地而不自惜的感情。”
“难道你在周总理面前没有这种感情吗?”
“有的。”他承认,“不过,好像总是总理在保护我们。”
“难道她不也是始终在保护你?”
“是的,实际上她也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对了,似乎对了。不过,她比较像‘文革’后期的总理。不,也不对,我最初见到她时,她也有点像年轻时候的周总理,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又生气勃勃……让我再想想吧,你都把我搞糊涂了。”
他糊涂了,但我却越来越明白了。我怀着那样迫切、那样热烈的激情,重新扑向我收集的所有的素材、史料;那样细致地比较她每一个时期的每一张照片,越来越发现,在这点上她也和周恩来一样:年轻时很难说是特别美,而越上年纪越美。是那样一种成熟的、完善的、又独具性格魅力的美。
我越来越兴奋,一种在创作中不易出现的兴奋、喜悦和满足的感觉终于来临,她在我的心里完全活了起来。以致无论我在干什么,我的耳朵里尽是她的声音、话语,我的眼里全是她的影子、她的活动……
我完完全全地入迷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去找那位戏剧家,说:“谢谢你。现在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她一直美到什么时候?”
“什么什么时候?她从没什么时候不美呀!”
她老了,但依旧美丽
“她六十岁的时候还美?”
“你说呢?”
我点点头:“七十岁呢?”
“还美。”
“八十岁呢?”我大声问。
“还美,还美。一直美到死。”
他也大声回答,笑了起来。我也笑着,我完全懂。因为她在我眼里也是这样。她死前不久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的那张照片,哪里像一个年近九旬即将弃世的老人?没有一点衰败垂危的影子,仍然那样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美。
突然,这位戏剧家悲戚地摇了摇头:“说真的,我最后一次到她病榻前献花时,她已昏迷了。这时,只有这时,她才失去了她那保持终生的美。因为这时她的意志已不能控制她的躯体了。”
我更明白了。像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一样,她的精神力量是她美的源泉。而当她弥留之际,她已昏迷了,失去了意识,已无法自我控制,从实质上说,她已经死了。这个不再美的躯体已不属于她了。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位戏剧家的话。的的确确,她的躯体——
“一直美到死。”
那么,她的精神,她的精神呢?(摘自《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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