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隔代“臭老九”父亲(图)

　　有关父亲????“知天命????”以前的经历，我知之甚少，都是从父亲和村里老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一二。

　　他原本是混公家事儿的，在岐口镇教书。后历经反右，又饿着肚子挺过三年自然灾害，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1963年开始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又燃到了他的学校，戴着????“黑五类????”帽子走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父亲辞去国办教师职务，回乡陪他的母亲走完最后一程。父亲兄弟三人，长兄大他18岁，二哥在天津，只有单身的他成为照顾母亲的最佳人选。送走他的母亲之后，一人窝在那三间半土房里过活，二大娘后来跟我讲，本是知识分子的父亲也不怎么会做饭，家徒四壁、又没有父母，说不上媳妇来，一个地地道道的????“臭老九????”，可怜得很。

　　而????“臭老九????”于他再合适不过。古时臣民有十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组成前八等，九等就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儒，末等则是乞丐了。他在家族排行第九，人称九爷、九叔，他的哥哥们都喊他老九，又是一个懂二两知识的大龄青年少不得志游荡在村，颇显格格不入，自然有????“臭????”的道理。

　　是因为孝还是被批斗而弃教从农，父亲始终没给出一个确定答案。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2010年左右，河北给民办老师落实政策，无论工作多久都给相应补贴，但并无父亲名录，于是父亲拖着癌症之身踏上了????“正名之旅????”，我本想偷偷办张银行卡假说补贴安慰他算了，发现实际上父亲要的是为他曾经的人生正名，最后他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同事、退休多年的教育局长，也翻出了当年档案，属于国办教师，不在补贴之列，才作罢。

　　后来不知怎样的际遇，他终于告别了单身，但对方身体病恙，没多久就去了，也没留下子嗣。之后父亲在村里当起了大队会计，后又转入乡政府管农机、做秘书，接近不惑之年的他，借了一身条绒裤，才迎娶了小他8岁的媳妇、我的母亲。

　　我的出生对父亲来讲是怎样的心境，我丝毫不知，也未曾听他言表，但6年后，弟弟的到来和多年后我为人父，才慢慢体会出父亲对一个生命的期望和责任。那是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父亲交了200元????“超生罚款????”，由村里当年接生我的那位婆娘将弟弟拽到了这个世界上。

　　父亲给这个小他45岁的婴儿定名????“铁婴????”，钢铁般的孩子。作为家族????“族长????”，他未按字号给这个孩子取名，让弟弟成为唯一一个和同辈兄弟不同字者，也足见父亲老来再得子的喜悦和对这个生命的宠爱。

　　有了两个儿子的父亲，放弃乡政府公职，下海了。小平的二次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命运。办海鲜罐头厂，没赚到银子但让全家大大改善了生活，饱尝了各种鱼虾罐头。搞面粉厂，集体经济的????“摘红帽子????”运动让他赔到赤贫。

　　苦力、营生和文艺青年

　　父亲说，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农民是最下等，如果把农民再分成三六九等，那咱们家还是最下等。这段话从小就深深的烙在了我心里，他给出的出路是，当兵或者上学。我眼睛不好，求学似乎成为唯一跳龙门的可能。

　　记忆中，父亲为我求学奔波主要有两次。一是我八周岁那年，一篮子鸡蛋换了上小学的机会；二是，1994年从乡里初中毕业，在那个中专还比较火的年代，父亲卖了两袋子黄豆做盘缠去沧州一些学校游说，换回的消息是，先走委培生，如果后有学生退学、转学，可给我机会转公招。

　　我清楚记得他回来的那个下午，两鬓斑白的父亲并未责怪儿子分数不够，而是征询我的意见，对他来说，每年几千元的委培费用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于我，以此卑微方式踏入学校系所不能受，又不甘辍学，就这样，放弃中专上了黄骅中学。

　　临近花甲之年，他将我送入大学，彻底归田了。但他的担子依然紧绷，因为还有刚上初中的弟弟。记得刚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在黄骅西的一个工地上，父亲和我成了最老和最小的苦工，用混凝土制成马路牙子，每人每天30元，父亲吃睡在工地，我则奔跑于黄骅市，晚上在夜市上和新疆人搭伙卖点小菜和啤酒，布来提（音）常常将客人剩下的肉串给我，我则分啤酒给他，那个夏天，我和那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新疆小伙子混的不亦乐乎。

　　但身兼两职没有持续多日，实在吃不消，我就和父亲一样，专职在工地上做工，工友们都将最轻的活让给我们父子，大概50天左右，我拿着父亲和我用命换来的3000元钱踏入了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