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10周年: 闾丘露薇：一个香港记者感悟的香港十年

2007-06-29 |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特区政府在2001年举行首届语文基准试，但报考的在职老师只占全港在职教师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数为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教统局6月公布考试成绩，书写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语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担忧香港教师的语文能力。

　　特区政府从1998年开始推行母语教学，并且规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学可以用英文教学，其余的必须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精通两文三语的学生，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样顺利。有研究显示，获派英文中学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乐的，而家长对于子女获派英中的结果普遍都有较正面的反应；相反，获派中文中学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认为英文中学比中文中学好。虽然那时我的女儿只有四岁，但是身为母亲的我，已经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感同身受，因为香港教育的优势，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现在变相降低了香港学生的竞争能力。事实上，之后几年的会考成绩显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语教学，需要足够多的中文教师，特区政府在2000年规定，全港在职教师须参加语文基准试，并在五年内达到基准。此举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认为有侮辱教师之嫌。经过协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试和进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拨款资助语文教师进修，并将基准试改称“语文能力评核”，来纾解教师的不满。

　　2002 使命·问责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问责制度，第二年，他比较具体地讲述了问责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 1日，高官问责制在香港实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员，全部列入问责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用合约的方式聘用的问责官员，任期和行政长官一样为五年。

　　问责制的推出，是想为公务员体系增加弹性，当有危急事情发生时，可以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需要承担责任时，这些官员要向公众道歉，甚至是辞职。

　　问责制的推出当时产生争议，一些人担心问责制会让行政长官大权独揽，而且架构重叠，对公务员的稳定性、常任性造成冲击。而且担心他们和立法会议员的关系会变得敌对。

　　第一个辞职的问责官员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准备宣布财政预算案之前，他为自己新婚的爱妻买了一辆私家车。之后媒体发现，在他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里面调高了汽车税。经媒体追查，发现他购买这辆车是在作出加税的决定之后，而且也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于是质疑他有利益冲突。虽然董建华多番挽留，并且为他解释，但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梁锦松最终宣布辞职。

　　2003 休戚·与共

　　2003年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还有一叠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来的。那时为了采访非典（SARS），所有的同事都要戴上口罩，甚至穿上塑料保护衣。

　　听到SARS这个词，还是在两会的时候。我们这些香港媒体每天都盯着当时的卫生部官员询问是否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虽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认就是沉默，我们还是每天都追。

　　只是两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对于SARS的新闻，都是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真正的体会，是我第一次从巴格达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还有女儿来机场接我，所有人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机场的合影，现在看起来相当的滑稽。

　　非典导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职的医护人员。香港的学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课，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当时我正在巴格达，伊拉克人知道我来自香港后，都指着我大声地说，“VIRUS（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