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爆炸: 天津大爆炸周年— 幻灭的中国梦

2016-08-14 | 来源: 中国之声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传统粗放的经济模式，以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为基础创造经济价值。而当传统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弱，大量污染企业开始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污染事件此起彼伏。而集中在乡村和落后地区的人群，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也无力引起城市居民的共情。

　　城市的事件也不少。高压输电线路、垃圾焚烧厂、PX工厂引发的的事件中，虽然能看到中产的积极行动，但毕竟这类项目对人体的损害没有直观体现。参与行动的中产群体，是基于更为含糊的恐慌心理，惧怕这些项目对身体构成潜在影响。因此，这类事件的动员成本非常高，偶发的群体事件可能引起政府的正向回应，但这个影响决策的过程，依然不是参与群体能够进一步直接参与的。

　　即便是受到高度关注的雾霾，也同样存在类似的处境。雾霾对人体的一切损害，相比于其他有争议的建设项目，有更多的科学论证，甚至于可以有可见的损害效果，比如人的肺变成了黑色。但是，这样的损害依然过于抽象。

　　以往，也有距离工厂较近的居民区，目睹过工厂事故发生的爆炸和火灾。然而，唯有天津爆炸事件，是对城市中产最为直接的一次冲击。爆炸近在咫尺，人身受到伤害，最核心的资产房产受到破坏，受影响的人群居无定所，惶恐不安。

　　如果2008年的汶川地震，还有一部分的天灾因素可以作为责任方的辩解，天津事故是赤裸裸的人祸，城市中产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生活在火药桶的周边。对很多城市中产来说，完全贴近生活的真实损害，相比于遥远的乡村污染，或者抽象的环境权利，情感共鸣更为强烈。

　　与2008年类似，面对这一事件，依然有两条方向摆在面前：抗争，还是建设？

　　恐慌的中产，幻灭的美好生活

　　而与2008年不同的是，天津爆炸发生时，释放了七年的大众建设热潮，已经在柴静拍摄《穹顶之下》后完成了谢幕。这部讲述雾霾污染的视频，大规模激起了市民群体的响应和支持。但进入行动环节之后，却只剩下虎头蛇尾的“从我做起”。参与和改变并不是市民的选项。所谓的建设性参与，在过往一些无足轻重的环节上能包装出可观的成绩，面对直接的利益冲突之时，建设性参与毫无推动实质改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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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抗争也并不是直接选项。在天津爆炸事件之后，业主们惧怕和政府直接冲突，又看不到建设性改变渠道，最终选择了满怀渴望，跪着向政府请愿。结果也并不意外：一年过去了，爆炸事件波及的人群并没有感受到利益获得保护。

　　从社会层面来说，天津爆炸事件中的普通市民的选择，无法超越这个时代打下的烙印，但他们可以为这个时代打下一个新的烙印。发生在天津的一切，对其他市民带来更深远的冲击，最直观的结论就是：就算不关心政治也不参与公共事务的生活，也可以受到权力现实的损害。

　　从天津爆炸开始，城市中产的心理防线已被全面打破，无论是之后的校园毒跑道事件、疫苗事件还是奶粉事件，或者是雷洋被打死，乃至于女性在酒店中被袭击，中产阶级已无法相信自己还属于既得利益团体，每个事件都不断地引发恐慌。

　　除了恐慌，直接行动也在悄然变化。城市中产在同一类型的议题之下的抗争行动，数量上还未有可量化的区别，但2015年以来，抗议激烈程度显着高于以往。在此之前，类似今天烈度的抗议行动，往往要有核心利益受直接损害，比如房屋拆迁、下岗工人维权、女性意外死亡等等。

　　而天津爆炸后，时代打下了新的烙印，连续发生的高考名额分配抗议、仙桃的垃圾焚烧厂抗议、潜江的农药厂抗议、连云港的核废料处理抗议中，即便损害还没有开始，城市居民也已经有了更为坚决的意志参与抗争。

　　当然，政治高压的大局还没有改变，城市中产面对威胁无路可逃，依然不会认同最彻底的政治反对；同时，他们又无法选择隐忍，参与限制重重的社会建设，也徒劳无功。百般压抑之下，倒不如以一次集体行动作为宣泄，来得更为畅快。

　　此时，基于经济增长红利淡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对普通市民的动员力开始下降，“是中国人就转”这种标题曾经一度盛行，轻易拉动阅读传播。然而今天，这种宣传不断减少，在无形中遭遇到中产的抗拒。反对肯德基这样的“爱国”活动，比起当年的反日游行，无论是规模还是暴力程度，都小了很多。政府打造中国梦的模式，开始改为从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角度入手，全面开动宣传机器。有人说：“当有人号称从文化角度来谈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准备耍流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