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自杀后,姐姐"举报"父亲代孕

“真的好想死啊，想到自己的一无是处，想到劝架时妈妈骂我是畜生，想到被爷爷关在一片漆黑的门外，爸爸的一声不吭，好绝望。”她觉得自己像透明人，又浪费家里的钱，死亡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但想到弟弟，她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你要怎么去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他的姐姐是自杀的？”

在这个家里，她和弟弟曾经算得上“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是从农村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在城市里打拼、定居，算是村里比较有头有脸的人了。但妈妈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在家里总是对他们进行语言暴力和打压教育。而爸爸在面对冲突时习惯逃避，只有表达的欲望，没有听取的意愿。

只有弟弟让她感受到家人之间的亲密：他们一起去摘桑叶养蚕、去池塘抓青蛙与蝌蚪，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去买零食。妈妈骂她时，弟弟为了保护她和妈妈辩解，被妈妈狠狠扇过巴掌。

●易婷与靖博讲述者供图

大二那年，易婷确诊抑郁症，办理了休学。父母把她锁在家里，继续忙生意。父母的冷漠与忽视令她痛苦，易婷说她几乎是依靠“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完成了大学学业，拿到毕业证。

拥有一定独立能力后，易婷曾试过改变这个家庭。在妈妈骂弟弟的时候，她会直接训斥妈妈，点明这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但妈妈没有任何变化。父母在意外部评价，她就请一些亲戚参与“审判”。女儿已经被诊断出抑郁症，难道不能好好看看这个家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吗？仍然没有任何变化。

她只能选择逃离。“我要去省外，我还要去天南海北，去他们找不着我的地方。”心理医生也建议她，尽量和父母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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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婷记得靖博曾经说，觉得她比自己幸运。她开始并不理解，自己才是家里“可有可无”，被定性了的、管束不了的叛逆女儿，而弟弟是妈妈口里的“命根子”，更幸运在哪里呢？

弟弟去世后，回想两个人的处境与选择，她才意识到“幸运”的另一种含义。

这几年，易婷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跑宝石生意，就算是疫情，除了戴口罩，没受到太多的行为上的限制。而弟弟无论是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长时间处在窒息的环境里。

靖博高二时，因为疫情，学校改上网课，城市频繁封控。他被迫和爸妈、爷爷四个人长时间处在同一空间。原本由姐弟俩一起分担的低气压，变为靖博独自承受。“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剧烈的争吵，而且那种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发泄的。”

易婷记得，有次父母用开玩笑的口吻讲起当时的矛盾，靖博把自己反锁在卧室，用桌子、凳子抵住房门，最后他们把锁全部撬开。

易婷离家很早，和父母关系疏远。她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论证爱的缺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哪些具体的爱——她从没拥有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可能我给弟弟的爱也有很大的问题”。

高中同学曹庆记得，靖博当时对姐姐去联系前女友感到气愤，觉得姐姐在威胁他。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在上海失联前，给爸爸发了一段话，大意是大家都要逼疯他，到上海来就是迫害他。

易婷当时连续几天都处在高压状态，一种“随时可能失去弟弟”的恐慌里，情绪有些应激，她很生气地给弟弟发消息，“我说你怎么这么白眼狼，我们谁要害你了？”

易婷后来觉得这对弟弟是一种伤害，“可能更加推动了他，（觉得）连我最爱的姐姐都不理解我。”她曾强烈地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才是推波助澜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