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那一年，去香港的这一拨宁波人

2020-08-01 | 来源: 隔壁的老罗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前一篇说到宁波人和山西人的梗，后台不少读者问到，今天就这话题展开一下。但这一展开就要说香港。

张爱玲说，下雨天，没伞的要往有伞人那边蹭，反而滴了一身水。

敏感话题，热度不蹭也罢。老罗写东西一般要避开热点，两年前就想写这篇，但总躲不开香港这个话题中心，一直没去完稿。最近似乎感觉能讨论一下了。

话说上中学时80年代，那时做上海人的感觉是很差的，而香港则是遥远的发达地区。当年市政府大楼还在外滩，对原来殖民地象征的汇丰银行大楼的英文名感觉挺奇怪的，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香港上海银行？

正因为这家银行的英文名，引发了之后对两地关联度的兴趣。

要说这和宁波人有什么关系？先讲几个事吧。

故事一：多年前，有一次听虹桥开发区的总经理介绍历史，作为上海第一个开发区，大股东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问为何，回答是，当年如果不是这样，招商引资没信用。

故事二：和一个金融界前辈吃饭，说海外中资金融机构的历史，讲到前30年，即使在文革时，中行、人保这些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都正常进行，从未中断，不受国内环境的影响。

故事三：去溪口出差，住应梦园，是一家中国小镇一般都有本地迎宾馆，当地人说当年大人物来住过，开始还不信，这接待能力有点勉强吧，到电梯厅一看还真是，有当时的照片，是1991年。

起

宁波帮是一个神奇的名词，但不知为何，塞满屏幕的商帮电视剧里，写北方商帮的远远要多过南方诸帮。估计是闽越多“匪”，而江南人士，不合群太奇怪，对朝廷而言，北方商帮更有认同。

之前好不容易有部讲宁波帮的《向东是大海》，家里老人家一看，这哪里是宁波人，明明是*北人，宁波商人都温文尔雅，那会这么打打杀杀。

因地域而结成的各种商帮，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明清时期已公认有晋帮、徽帮、粤帮、闽帮等十大商帮。

以至于现在各地商会在写自己历史的时候，总会往古远追溯，不仅把那些商帮的历史作为自己商会的出处，甚至把春秋时代陶朱公、管仲也纳入。

写故事做包装当然可以这么写，但商帮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不是文化传承，甚至不是血缘姻亲，而是只是因为信用的接续。

所谓信用，就是因过往持续的交易而对未来交易产生的稳定预期。

在绵绵不绝的交易过程中，一个看似松散的团体能相互背书，相互扶持，之前的交易能为之后的交易提供信用值，这就是商帮的力量。

但是，一旦交易链中断，这种信用背书的价值就会归零，重启必须再次有几代人的努力。晋商、徽商作为一个文化固然在，但作为信用链，1949年前的交易丝毫不能为当下背书，只有宁波商帮的信用链一直海外延续。

所谓宁波帮，真正成型不在宁波而在上海。早年在香港有老派人士，讲一口儒雅上海话，被称作“上海大佬”的，很多祖上是宁波人。

在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中一般上溯三代就有一个移民故事，在这个移民群体中也有个一个鄙视链，父母那一辈还多少带一点口音，那个年月谈婚论嫁没别的可以讲究，原籍变得无比重要。

在这个鄙视链上，宁波人算属于中等偏上，而这个地位是一百多年宁波帮商人的成功得来。先天条件，在各个商帮中宁波人是较差的，不仅没有自然资源和特许经营权，买办的事也被香山帮占了先。

宁波地少人多，很多人十几岁就不得不外出经商。和广东香山帮一样，是中国第一批海外贸易的商人，上海离宁波很近，只要一个晚上船就到了，到了19世纪初，宁波人将重心移到了上海，宁波帮和广东香山帮一起成为第一批买办商人。

19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的宁波帮买办已超过广东帮而居于买办集团的首位，直到买办制度被淘汰。

1843年上海开埠时，英国人在定海城已经待了两年，带了一批在这两年里学会了英语的小伙子，定海人穆炳元成了第一个宁波籍的买办。（有关上海滩买办，回复“买办”）。

虽说近代上海话里7分宁波话，3分苏州话，人口构成以这两地为主，但宁波那时候比苏州差远了，是地少人多是个穷地方，与有家族渊源的苏州洞庭商帮如贝家席家相比，宁波商人大多是底层草根起家。他们从当学徒、伙计、木工、裁缝、车夫、挑夫做起，经过惨烈的淘汰赛，跟上了上海这个蒸蒸日上的城市的发展，成为了虞洽卿，成为了叶澄衷。

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我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社、最早的味精厂、最早的灯泡厂、最早的精纺呢绒厂、最早的民营仪表厂等“最早”系列，乃至同仁堂、老凤祥、亨得利、商务印书馆等知名老牌也都是宁波人创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内，是宁波帮在上海最辉煌的时候，上海20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甬商人数占到了七成，粤商约占一成。

如果一定要说后来居上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和朝廷保持了距离，接受了真正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并且通过金融业完成商业链的闭环。

中国人对体制总是膜拜，就算经商也认为红顶商人是最高境界。大多数商帮都因特许经营权做大，比如徽商、晋商，不是拿到盐业特许经营，就是帮朝廷管库银。

插一句题外话，无资源无背景的底层孩子要逆袭，最重要的技能还是英语，尽可能离体制远一点，那是二代的天下，你玩不过他们的。当时所有能在上海滩闯出来的宁波商人，都会一口洋泾浜英语。

1897年，慈溪严信厚、镇海叶澄衷、定海的朱葆三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917到1918年成立的上海银行公会共有八个成员，五间民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孚银行和四明银行，都与宁波商帮相关，而官办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盐业银行经理们都是宁波人。

这是宁波帮从一个中国传统商帮，脱胎成现代商业群体的标志。宁波商人在原有的钱庄基础上，纷纷组建现代银行，将信用从经营货物中抽离，单独经营。可以这么说，中国现代金融业的基础就是当时宁波人打下的。

银行是最高阶的商业业态，宁波帮银行业的兴起，完成了商帮的闭环。

“江浙财团”，就是那时候起。

承

讲一个关键点。

一讲信用和金融业，就会想到政府，这想法也正常，纸币是信用货币，以政府信用兜底，所以现代金融业必须以各国政府为核心。

但在宁波帮银行家崛起之时，世界还是金属货币本位，这给了“江浙财团”生存空间。

在兴起之初，金融南北双中心是当时的状态，北京中心由政府背书山西人为主经营，上海中心江浙财团由宁波人领航。

传统中国的集权制度下，除了王权，不太能容忍民间信用组织化，只有朝廷颁发的特许证。而经历1916年“抗兑”危机后，江浙财团成为了中国的金融信用主体。

1916年，原本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应该出现的良好局面，欧战爆发，列强无暇顾及中国，而中国经历民国早期几年动荡后稳定了下来，袁氏政权中央权威逐渐确立，白银本位通货充足，经济进入繁荣。然后，不作不死。

袁大总统被身边一帮马屁精忽悠而称帝，南方各省纷纷倒袁。前几年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局面又开始动荡。

首先中央政府财政危机，当时南方诸省的税银收不上来，又增了军费开支，部队只认现大洋不认纸钞。袁氏被逼无奈，只能通过亲信梁士怡，直接提取银行现银。

银行信用发生危机，各地中行和交行纷纷挤兑。老袁迷信武力，眼看着现银被挤兑完了，下令各地中行交行停兑现银并集中运到北京。

袁氏是旧时代的权臣，哪懂现代商业金融，既不听各地商会的劝告，估计未必能理解央行和户部的区别。

上海中行负责人宋汉章（余姚籍）、张嘉璈严守银行信用，拒绝停兑。此时的上海银行家大多是宁波人士，同气连宗，相互援手，保证了上海中行的银元兑换。

这是一场金融市场的“东南互保”，一周后，挤兑已完全平息。

地区分公司经理，伙同自己同乡同行，抗拒上司的命令，只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这要放在现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当时就这么发生了。这帮哥们为了庆祝这次胜利，还买了块地，造了片别墅，在上海的华山路西边，名为“范园”，模范的意思。

要理解中国，必须要理解这种“奇怪”。王与马共天下，江南士绅原本在文化上就有一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放到现代，就演化为金融意义上的独立信用。

上海当时能作为金融中心，首先是成为了一个信用中心。一般来说，集权国家只有一个信用中心，但那时候中国有一南一北两个，其实是有一个自明代以来特有现象，这种相互的牵扯，成了理解近代中国的阴阳线。

然而，中国的信用中心，至此已悄悄从北京转移到上海。信用一失，袁氏政权大势已去，两周后，郁郁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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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的几十年，以宁波籍人士为主体的江浙财团，在上海滩的故事太多太多，无需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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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杜月笙到了香港，章士钊受委托去劝说他回上海共谋大事，杜看到黄金荣扫大街的照片后婉拒。

一个金融中心的确立，不是造了多少高楼，而是要有一拨信用值够的人。他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

据《香港年报》，50年代初，有超过75万内地人涌入香港。其中当然包括了大量的宁波人。和杜月笙一起到了香港的门生中，有董浩云，徐大统，吴绍麟等一波宁波籍人士，他们把香港作为第二个上海重新创业，到了第二代，基本就是97香港的班底。

董浩云，舟山人，其子董建华。1948年底举家迁往香港，早在1947年8月，就已经感觉形势不对，从美国购入三艘散装货轮，在香港创建“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为东方海外的前身。

徐大统，镇海人，当时为“上海纸业大王”。如果对他不熟悉，其女范徐丽泰认知度高，1945年生于上海，1949年随父举家迁到香港定居。

吴绍麟，慈溪人，其子吴光正，包玉刚女婿。九龙仓执行主席，当时曾与董建华竞选香港特首。

其他如包玉刚，出生于宁波镇海，曾是官办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1949年，包玉刚与父亲一起携着数十万元的积蓄，到香港重新创业。

邵逸夫1907年生于上海，祖籍宁波镇海。在上海十里洋场，熏得一颗娱乐心，1958年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并建成制片厂，先后拍摄了1000多部电影。

曹光彪，祖籍浙江宁波鄞县，世界最大的毛衣生产商——永新集团创始人。

陈廷骅，宁波人。50年代初到香港。得到了有“颜料大王”之称的宁波同乡周宗良的有力帮助，买进了南丰纱厂。由于南丰集团于1989年退市，其资产价值难以核实，有传闻称其资产仅次于长江实业。

安子介，定海人，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主席。

李达三，宁波鄞县人，1949年到香港创业。

王宽诚，香港中华总商会主席，宁波人。

宁波人构建了香港的顶层社会，包括现任特首林郑月娥， 1957年出生于香港，白手从底层奋斗而起，却也是宁波籍，不太清楚是否带祖荫。

所以有人觉得上海和香港很像，这也是自然的很，因为就是同一批人分了两组。

合

宁波帮文化公园内邓小平和包玉刚塑像

邓公1984年在北戴河见包玉刚后说：“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

改革开放，开放比改革更急迫。

79年农村改革，中国总算有了点新气象，但真正发展的轨道还没走上。70年代初期，以中美关系解冻为标志，中国开始被主流世界接纳。虽然与日本、西德等国家相继建交，但实际上，经济交流并没有跟上。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自称厉害国，但在1984年可不是这个心态。

这40年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但是并不是你改革开放了，别人就会把钱送进来的。别说市场大吸引人，非洲美洲大了去了，外资怎么不去，再说那时候中国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块，一穷二白，别人根本看不上。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系统的解体，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投奔西方的动作。但为何中国能跑在前面。更重要的是，和当时的四小龙相比，中国吸收到的大量是直接投资，才能躲开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从改革开放到经济腾飞，中间还有重要一个环节。

老王对姚老板说：你信用不够。

这话很伤人，老王说的急了点。但你要和人对等地做生意，首先要掂量自己的信用值。

这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都会在资源掠夺殆尽后免不了始乱终弃的命运。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曲线等就这个道理。

渣男往往并不是天生的，如果女生自己信用值不对等，白马王子都会来白嫖。

现在的世界和1840年那时还不一样，当时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还真把东方看作一个财富中心一个巨大市场。但现在一个落后地区，就算把你当市场，而你连可交易的货币都没有。

全球化对很多国家地区并不是好事，没有对等的信用值，来的都是抢资源的。

幸好中国在这30多年里完成了惊险的一跃，从圈外跳到了核心圈，可以成为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了。

30多年前，中国精英们就在思考这个一跃的跳板在哪里?在和西方世界脱钩了日久，如何才能取信，重新进入这个圈子。

邓公是何等人物。桥牌高手自然知道什么时候打什么牌。

邓公衣袖里的这张牌，藏了30多年。邓公所说的宁波帮，更多指代以宁波帮为首的海外华人团体。

据说，海外华人如算一国，GDP是世界第六，而香港就是海外华人圈的基地。那时其实离49年没多少年，第一代还都在，和内地更多如兄弟。这个群体和中国内地的连接其实始终没断，如总商会会长王宽诚一直来往两地。

邓公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一个背书人，用海外华人这百年来积累的信用值，作为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桥梁。被世界核心的资本圈接纳，并与母国依然有文化和血缘的纽带，这是作为一个背书人基本条件。

中国人有时被称为东方犹太人，这应该是特指海外华人群体中的宁波金融群体。如果海外华人仅仅是一个土豪群，就像海外俄罗斯土豪一样，那在财富消耗殆尽后免不了灰飞烟灭的命运，那哪里有可以倚重的价值。

但一个群体能在失去故土家园后，依然生生不息风水水起，在几十年时间里进入世界最核心的圈子。这种华人身上特有的智慧和韧性，确实值得骄傲。

所谓国家信用、组织信用，落到最后还是个人信用。

邓公在启动宁波帮这件事上不仅有智慧，更有诚意，更重要的是，邓公的个人信用值够。邓公通过包玉刚、王宽诚等一个个个人，把海外华人群体的信用链这么一段一段接上，这才成就了这一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用伟大这个词，但这件事，真的伟大。

小时候的电视片《*殇》，知道了黄土中国这个概念，似乎缺失海洋是这个民族的一个大短板。但实际情况是，自人类掌握航海技术后，海洋中国从没缺失。

这并不是制片人的失误，而是“海洋中国”从来就是被正史所不待见。更何况当年刚从一元社会出来，知识界还难以理解。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是前半段一元论，后半段二元复合。而明清两代，另一元就是海洋中国。而江南实质上是海洋中国的滩头阵地，也是明清帝国开放的窗口。

背靠大陆面向海洋的特殊位置，江南有了一种特有的温润而开放的文化。在封建王朝时期，对江南，既要倚重，又要钳制。既有康熙七下江南，又有乾隆江南文字狱。

江南是现代中国的起点。

宁波商人把江南从一个地理概念蜕化成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一个海外华人的信仰归属地。

这时候，地点在哪里已经不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