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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雯丽: 李泽厚隐居美 爱蒋雯丽如此评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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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刘再复先生在场,有关文学的话题会比较多。李先生谈到:“郑孝胥的古诗词很好,但人们就是不喜欢他,包括汪精卫。我很早就很不喜周作人和郭沫若。我说:”因人废诗,这在中国好像比较流行,西方不大这样吧?”刘先生说:“是。这是中国的传统。西方对于海森堡和海德格尔就宽容得多。”我问:“那这传统是好还是不好?也许我问的问题很蠢。是不是不理性?”李答:“这问题不蠢。生活本身就不理性。中国是将行为文字和书面文字结合起来看,一个文人大节不好,最终也不能受到历史尊敬,当然经过很长的时空之后,如果特别突出的还是会得到一些承认,比如董其昌的字等。比如我一想到周作人穿日本军装的照片,我就怎么都不能欣赏他的散文。”


  有时,我与李先生分享我读过的书。我和他谈起《Into the wild 》(走入荒野)的Alex,他说:“那是慢性自杀。如果是中国人,人们就会说起父母怎么办,既然父母生了你,拉扯大了,就不能走极端。”他又提到希腊靠航海贸易发展起来,中国是农耕社会,所以特别在意人之间的关系。我说:“其实ALEX可以去做隐士,但他不信教。”李先生说:”信教有多种,可以做隐士也可以去挣钱。生命本无意义,全靠自己去寻找,佛陀最智慧,知道人生下来就是苦,但已经生下来了,怎么办?““刘再复不承认有忧郁症,其实西方很多人有忧郁症。”

  读完《 Persepolis》(中译本为我在伊朗长大), 我和他讨论中国为何缺乏侦探小说和漫画。李先生答:“这我早已注意到了。没有侦探小说的原因是中国人缺乏推理逻辑思维。很多人写论文,写得语言很好也激情,但就是逻辑漏洞很多,根本无法说服人。以前总要理论联系实际,我最反对,有些理论就不能联系实际。”我说:”那就是说中国人特别实用吧?“”是的,就是我说的那个实用理性。这当然有不好一面,那就是实用,但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反而容易接受一些新的思想,因为有用。受这种传统思维影响,中国人在科学就没有什么发现,最多也是技术层面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做推理逻辑,而是受传统文化思考影响,比如中国人到了西方,还是有不少人做得不错。


  爱因斯坦曾说,中国没有实验,没有推理但还有一些发明。中国没有数学公理。但日本人更差,几乎没有推理逻辑能力,多是经验主义,他们将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起来,出了一些东西,但他们没有多少发明创造也没有像样的哲学家。哲学家就是提出问题,提供一个看待世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看宇宙。” 我问:“没有漫画的原因是否因为中国人太看重权威。“他说:“有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好面子,讲究是人际之间的关系。你看这次马文君请这么多人来,我就不同意,她说都是朋友,她想的就比较实际,觉得总有些事情会求到别人。”


  我们也常谈到印度。李先生问我:“印度人是否擅长抽象思维?比如发明了零,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说计算机科学技术最适合印度人,你和印度人接触多感觉如何?“他提起访问印度时,坐头等车,专门有头等车的休息室。”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总比其他地方好些。令我惊奇的是,虽然休息室门口没人把守,但非头等车的旅客自觉地不进来。其他等车的休息室很挤,有些人穿得西服革履,但也自觉不进头等舱。如果是中国早就造反了“。他对印度人安于自己等级印象特别深刻。我问:“1949年前,中国是否也是这样? ””那时候造反意识没那么强,但是门口也会有人把守。“我去印度前,李先生一再要求我了解印度古代语言留存情况。他说:“古文字,比如古埃及文字,巴比伦楔形文字都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中文却流传下来。一般来说,语言和语音有关系,中国字则没有,但却保存下来了。”


  有个晚上,李先生和我谈论我的写作和读书。他说:“我记得几年前,你就发愁没有方向,如今还是如此。这不奇怪,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找到方向。比如你现在为了写家史要读近代史但还是不够具体。书太多了,你没有方向地读,会浪费很多时间。”他看我有些沮丧,又说:“你已经很不错了,除了上班还出了三本书,翻译了三本。你文章已经写得不错了,你还是好好写文章吧。”

  多年来,除了叹闲愁最苦,李先生总说心情不好。如果我说:“我也一样,总是UP DOWN ,UP DOWN。“他就说:”我都是DOWN。有些人以为我很活跃,其实都是假象,你还好,有些朋友,我年轻时就不喜欢听人聊天,交不到朋友,不过这几年有些不同,在北京吃饭,热闹的我也喜欢,有时桌上就我说话,说得很多,也许是老了变了。他还说自己懒,很多东西写的都是大纲,写文章能少写一句就少写。现在兴趣大不如前,2005年还去印度,现在对旅行没兴趣。我说:“我感觉你这两年心态不如以前,以前心态很年轻。“他说:”我对理性思考还有兴趣,而且思维也未减退,我喜欢和人辩论。我不是没有想法,没有感慨,也会发议论,只是不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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