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錢還是談感情?找對象為何這麼難

2023-02-13 | 來源: 知識分子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通過網絡平台尋找伴侶，聽起來是一個浪漫的選擇。在一些研究者看來，使用網絡平台尋找伴侶象征著現代性和選擇自由。但在中國網絡擇偶平台，傳統和現代並不是涇渭分明的，兩者的界限復雜而模糊。

即使在網上平台上擇偶，許多網站/應用程序的要求看起來也像相親，要用戶報告他們的年收入、教育水平和房屋所有權。

當代中國的親密關系正經歷西方式的轉變，在中國網絡擇偶平台上，你能看到多樣的擇偶模式：有人在珍愛網、百合網上網絡相親，有人在探探、Tinder上尋找浪漫，更多人則是穿梭於不同的社交圈和網絡社區中，既談條件，也談感情。

這不是說有人活在過去，有人進步開放。選擇相親的年輕人，並不是出於父母的壓力，而是基於自己的喜好。而追求浪漫愛情和共同語言的年輕人，他們的愛也囿於教育、戶口等社會界限，很難擺脫理性的計算。不同的生活方式，展現著年輕人對婚姻和家庭的不同理解。

學術期刊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最近發表了一組亞洲婚姻特刊，其中有一篇來自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公共經濟與社會政策系副教授沈洋和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錢岳老師的How to Find Mr/Miss Right? The Mechanism of Search Among Online Daters in Shanghai。

今天，我們請來了沈洋老師給我們講講中國網絡擇偶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陸續訪談了29位高學歷、異性戀、曾經使用網絡平台來找尋伴侶的青年。

在普陀區梅川路附近的Zoo Coffee，我訪談了吳宇航（文中提到的姓名均為化名）。關掉錄音筆之後，我們進入了閒聊的收尾階段。他略顯困惑和苦惱地補充說道：“有時候覺得挺迷茫的，壓力挺大的，有時候不想去參加這些活動（注：交友活動），覺得浪費錢和精力，有時別人（參加的女生）還給臉色看，回來後沒有收獲，也會想到底該怎麼辦，但實在是沒辦法。”

吳宇航29歲，上海人，身高180cm左右，長相陽光，本科學歷，工作穩定，父親在上海經商，家庭在上海有3套房。吳宇航表示，自己父母對他的另一半沒有要求，只是希望他能快點找到。但他自稱比較“作”，“要求比較高”。他對另一半的長相、職業、性格和家境均有所期待：長相不能看得不舒服；職業最好是老師和公務員，因為這兩類職業穩定、不用出差；性格最好是開朗活潑的，不能太黏人、也不能是急躁的和太“作”的，“性格稍微要那種聽話一點的、乖一點的”；家境需要和他家類似，無法接受對方父母是下崗的或者住拆遷房的。

他同時認同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希望能因愛而結婚。既要滿足上面那些有關長相、職業、性格、家境等專門化的要求，在此基礎上還要有愛情。

吳宇航訂閱了幾個微信公眾號交友平台，平台會提前發布參加線下交友活動的女生年齡、職業和畢業學校等信息。如果有女生的職業符合他的擇偶要求，他就會去參加那一場活動，在現場直接去尋找特定職業的女生，因為他認為這樣最節省時間。這一策略雖然看上去節省時間，但經常一無所獲，這給他帶來情緒上的焦慮和困惑。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34歲的馬麗麗，她通過一個微信公眾號平台加進了一個單身男女的交友微信群裡，裡面男女比例在1:4。

她表示：“比如說100、200個人裡面，可能有幾十個男生，那我就一個一個去看他們的資料，然後跟他們去溝通，然後如果能約出來，就把他約出來。” 通過微信群，馬麗麗和7位男性約出來見面了，但通常就沒有第二次了，她表示：“在相親過程中也發現，可能更多的並不是說我看不上人家，而是人家看不上我，這個是我的一個認知上面蠻大的翻轉。”

她約出來的第八位男性，身高和長相不如她意，但是：“對方的家境比我好，這是一點。然後對方的學歷比我高，對方的工作也比我好，這也是一個。可能這些是他的優勢，在一起（电视剧）坐下來喝咖啡的時候，才真正比較好的知道。”

她還考慮到，“可能當時年紀也在這裡，然後想要找上海本地比較優秀的還比較難，所以我當時其實那個目標就是定在外地的，但是自己的個人素質方面還是比較好的。”

馬麗麗認為，最後兩個人能夠順利結婚，“客觀的條件的因素”是占主導地位的：“比如說我在一直想他為什麼會選擇我，當我知道能夠分析出來他為什麼會選擇我的時候，我就知道我該怎麼樣做了。一方面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因素，比如說他的學歷是比我高，但是他的個子比較矮，他這個其實在男生裡面算是一個短板，就是在擇偶上面算是一個短板。”

馬麗麗在每次和男生見完面之後都會總結，“甚至建了一個表格，肯定要分析這個人，那個時候真的有分析，有做一個表格然後年齡、背景，他的優勢，他的弱勢，都會把它給寫出來，這樣子更加具象化。”

潘帥（30歲）是國內Top 2大學的畢業生，也是我的訪談對象，他希望未來伴侶最好是Top 10大學的畢業生，因為他認為教育背景相似的話，有共同語言的可能性更高。他希望找到能有精神層面共鳴的伴侶：

“……你對情感啊，人生啊，人際關系當中會有一些形而上的問題，會花一點時間去思考，這個反映你的好奇心啊，你的心態是否開放…這樣你們更多決定你們能不能談到一起去。所以這種興趣它不是說你喜歡看籃球，我喜歡蹦極，你喜歡去喝酒，我喜歡唱歌什麼的這種…剛開始說精神層面的，反映這方面的一個人的素質。雙方能不能有一個共同的交流。”

當代青年的三種擇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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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麗、吳宇航和潘帥代表了當下三種典型的擇偶模式：相親型、約會型和混合型。

馬麗麗的擇偶模式是相親型的，使用網絡平台的目的是直接尋找結婚對象，他們傾向於使用世紀佳緣等“嚴肅婚戀網站”，他們在擇偶過程中更看重戶口、教育程度、收入等工具性價值。雖然有文獻發現越來越多女性在找對象時看重男性的外貌，但更普遍的情況還是女性強調男性的經濟實力，男性強調女性的“顏值”，這在相親型擇偶模式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馬麗麗就認為婚姻是對雙方都有改善的、互惠互利的關系。尤其對於女性，在經濟水平上應該實現“上嫁”。

“男孩子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基本上像我們中國女性的婚姻，基本上都是認為應該是上遷式的，你自己的一個狀態通過結婚可以有所改善的婚姻，才是好的婚姻。如果說你結婚之後，你的生活越來越不好，那就沒有結婚的必要了，我是這樣認為的。所以覺得他賺的比較少的話，甚至最底線比我少的話，那我就覺得不太合適了。”

潘帥的擇偶模式屬於約會型的，被訪者使用網絡平台的目的是尋找浪漫愛情，能通向婚姻的話則更理想。他們通常使用探探、Tinder等相對新興的網絡平台來交友。

屬於約會型擇偶模式的被訪者更注重共同語言。雖然約會型被訪者在擇偶中也會看重對方學歷，但他們看重的是相似學歷背景帶來的共同語言。

我們發現重點大學以及“海歸(专题)”畢業生在找對象時更看重相似的教育背景，強調精神共鳴，這可能會導致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未婚青年“圈內通婚”現象。基於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數據，比起非重點大學畢業生，我國重點大學的畢業生更可能與具有本科學歷的人結婚，重點大學的女性畢業生更可能與重點大學的男性畢業生結婚（Feng，2022）。

吳宇航則是屬於混合型的，如果吳宇航只有長相、職業、性格、家境這四點要求，我會把吳宇航的擇偶模式歸為“相親型”，但他同時認同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希望能因愛而結婚。

混合型的被訪者使用平台的目的是尋找基於愛情的結婚對象，但同時也要滿足收入、房產等方面的工具性價值。

在我們的被訪者中，屬於混合型擇偶模式的占比最高。但由於混合型找對象既要看“條件”，又注重感覺，所以擇偶過程可能更長，也更難找到適合結婚的對象。

圖一：被訪者通過網絡平台找尋伴侶的模式分類

這三種擇偶模式中都存在性別差異。在相親型和混合型擇偶模式中，男性更看重另一半的年齡和外貌，女性更看重對方的收入、年齡和家境等。約會型模式的男性更看重對方外貌能否帶來化學反應，而女性看重男性照片中所透露出的生活方式。

何為傳統？何為現代

有不少婚姻家庭相關文獻把傳統和現代視為二元對立的。

Thornton（2001:454）認為現代家庭包括很多非家庭性的特質（nonfamily institutions），包括個人主義、核心家庭、婚姻自主、婚前戀愛以及對女性的尊重。如果參考Thornton的定義，我們所有被訪者的約會實踐都是現代的，而非傳統的。

以往研究通常認為，使用網絡平台來找尋伴侶象征著現代性和選擇自由，但我們的研究挑戰了這種觀點，無論提供交友服務網絡平台，還是參加者的擇偶模式，都是復雜多樣的。很難傳統或者現代這樣簡單的定義區分多樣的擇偶模式。在人們使用網絡平台來找尋伴侶時，現代和傳統行為之間的界限復雜而模糊。

Melton和Thomas（1976，pp. 509–510）提出了工具性（instrumental functions）和表達性家庭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s）的概念，用來區分家庭中不同的價值和功能。工具性功能指的是“旨在維持基本家庭功能的角色行為”，而表達性功能旨在“提供和諧人際關系和情感福祉”。在中國的語境中，我們認為工具性功能可以包括提供住房、汽車、戶口、經濟保障等，而表達性功能可以指“有感覺”、浪漫愛情、相互理解等。

一方面，不少被訪者在擇偶時強調婚姻的工具性價值。另一方面，他們的擇偶過程也體現了能動性和婚前戀愛的必要性。被訪者積極追求某些價值觀（例如，工具性或表達性）是基於自己的喜好，較少受到父母的控制或幹預。因此，盡管相親型擇偶模式的被訪者強調潛在伴侶的工具性價值，但將這些被訪者歸為“傳統”未免過於簡單。

同時，一些被訪者在擇偶中強調個體選擇，透露出了個人主義價值觀。表面上看，強調表達性價值和浪漫愛情的重要性似乎很現代，但理性的成本效益計算也在顯而易見地塑造他們的決策。從這個意義上講，愛不是盲目的，也無助於消弭或跨越教育、戶口和其他特征所界定的社會界限。比如，約會型擇偶模式的被訪者的偏好顯示出很明顯的同質婚傾向（即偏好與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社會經濟地位相似的伴侶），這一模式在我國歷史上很常見（Croll，1981）。因此，將約會類別中的被訪者歸類為“現代”也未免過於簡單。我們的研究結果呼應了Schmitz（2016）的觀點，社會不平等可能會通過約會和婚配實現復制。

我們的研究還表明，基於網絡平台的擇偶模式存在巨大的異質性，網絡平台之間也存在多樣性。盡管我們的被訪者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但他們遠非同質。他們對婚姻和愛情有不同看法，會使用量身定制的工具來滿足他們對於親密關系的特定期望。我們的研究促進了對當代中國受過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和家庭行為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