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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青年/宅女上街 中国年轻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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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J先生还有更多方面的担忧:“2022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是北京的一个社区主任说,‘孩子就是一个人的软肋’。这点让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漠视,所以我并不想一个生命变成我的‘软肋’。同时,之前有过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胡鑫宇案件,让我对中国社会的信任度降到很低,所以我也不要孩子。”


自称为“四不中年”的广州陶女士属于政治异见者。她表示,选择“不要小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想结婚,但同时也有对中国洗脑式教育的担忧。

“假设我做为一个单身人士,可以领养小朋友。根据平时和同事交流得知,现在所谓国防教育已经安排到幼儿园,儿童也要做一定程度的军训。要抵抗这种教育,作为家长要非常费神,而不管不顾就大概率又养出一只小战狼,不如还是不养好了。” 陶女士感叹。


从《爱情Disabled》到《宅女上街》

如果可以把“不结婚,不生孩,不买房”的原因都归结为社会环境的压力,那么对于那些决绝地选择“不恋爱”的年轻人,这种压力是否让他们也失去了“爱的能力”?

黄意诚认为,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乐队的歌曲《爱情Disabled》(Love Disabled),正是描述现在这种年轻人的处境。

“这个歌中就说到,她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社会当中,她感觉到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个残疾人。她没有能力去爱,就像有些残疾人没有能力去听,没有能力去看一样。”黄意诚说,“因为我认为,爱情永远是跟希望有联系的。当我们对生活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会没有能力、没有心力去爱别人。”




上海封控期间,曾有年轻人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离检疫政策,而悲怆地喊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时代的呼声引发舆论共鸣。(美联社资料图片)




My Little Airport乐队后来又写了一首歌《宅女,上街吧》。曾参与过“白纸运动”的黄意诚说,歌曲表现出这些对生活没有要求,对爱情也没有要求的人,最后嬗变成了社运青年。

“事实上,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示威者,很多人在示威现场找到自己的对象。这是很浪漫的事情。包括在德国,我也遇到这样的(年轻)人。” 黄意诚说,“因为当你在白纸运动中时,你找到了生活的一个希望。当你的生活有希望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寻找爱情。因为年轻人嘛,当然对爱情是有希望的。”

在黄意诚看来,“四不青年”实际是一种“放弃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不过,他认为,“四不”只是在时代的转换过程中,给年轻人提供的一个缝隙,是不可持续的事情。

“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允许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来生存。它肯定会用一些方法来逼年轻人,去为它所想要的这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当炮灰的。” 黄意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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