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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 撤离中国的烦恼 富士康现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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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不是个例。根据《China Economist》的一篇文章,以南京、重庆和洛阳的10家企业数据为参考,三地典型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在2005~2010年年均实际增长15.7%,小于同期工业企业年均利润率增长26.2%的水平;而在2010~2015年,调研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实际年均增长幅度达到了6.9%,而同期企业年均利润增长率为6.7%。

这是国内制造业企业面临的一个普遍困难,劳动力成本增速显着高于企业利润增速,一旦利润始终无法提升,往往陷入无利可图的境地,最后只能选择迁移。


以纺织业为例,过去,我国纺织产业80%以上的产能都聚集在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五省,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纺织业产能大部分流向了东南亚国家,而非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举个简单的例子,2009年,加拿大(专题)运动服装品牌Lululemon有75%的产品在我国生产,仅有8%在东南亚,到了2020年留在我国的代工产能仅剩9%。

制造业的转移和变迁是不可逆的,而这未必不是一个机会,逼迫企业品牌化转型,摆脱代工厂的宿命,只是,即使强如富士康,也尚未成功。

“搬家”烦恼:产能和市场不可兼得?

我国制造业中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要根据劳动力成本进行产能转移,但产能的转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问题,且还伴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像富士康,在越南印度建厂,虽然劳动力成本是降低了,可由于零部件供应仍严重依赖我国,所以运输的成本反而增加了。

比如印度的金奈工厂,其所需的零组件大多来自广东,供应链拉长之后,存货和运营成本都会增加,经营风险自然随之增加。


当然,我国在电子消费领域构建的制造产业链条并非坚不可摧。

一方面,当制造业巨头不断将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产业聚集效应会驱动新的零部件供应商出现并壮大;另一方面,关键零部件供应商也可能会追随客户进行转移,像深圳华星光电、欣旺达电子和舜宇光学等,已经设法在印度发展业务。


富士康在其中能发挥的作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因为长期积累下,富士康对产业链的控制早已渗透到零部件供应。根据美国资管公司普信集团(T.Rowe Price)的估算,富士康自有零件在其出厂金额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30%。这些自有零件的供应商要不要转移,富士康自然说的算。

不过,对于产能转移的代工厂而言,产能解决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中国制造不可被取代的另一缘由还在于与之匹配的中国市场,能够很大程度上消化这庞大的产能,产销一体,品牌得以快速扩大市场。而印度越南等国,当前未必有这个实力。

这主要是受消费实力限制。东南亚各国固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增量市场,人口的优势让很多巨头看中了这里的消费潜力,可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普遍低下,很难给品牌带来类似于我国市场的销量跃升。

以耐克为例,早从2008年起,耐克等国际性品牌就将位于中国的工厂逐渐迁徙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而从业绩来看,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三个耐克最大代工基地的市场份额加在一起(电视剧),也不如大中华区市场带给耐克的销量。如今,耐克在我国的销量正在日益下滑。

富士康同样担心苹果在印度越南的销量,这关系到切身利益。根据财报,苹果2022财年在印度的销售额为40亿美元,仅占其全球总收入的1.6%。原因无他,苹果对印度人来讲还是太贵了,根据Canalys和印度政府的统计,2022年印度全职工人的平均月薪为18585卢比(约合226.5美元),而即便是最便宜的机型iPhone SE,其起售价也要49900卢比(约合608.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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