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10年"非人才"妈妈的落户马拉松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场马拉松里，你面前是很多条紧绷的绳子，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这张网的过滤，有时，你还会被这张网弹回原地。

对于深圳女工黄妹芳来说，落户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终点线是拿到深圳户口。那个盘根错杂的网，是学历、技能水平和持续缴纳的社保。

“很难？在深圳，非深户要留下来（上学），要么孩子成绩杠杠的，要么父母经济杠杠的。”很多时候，她独自一人挣扎在这张大网中，生活的关键词是工厂、缴纳社保、拿学历和考证，它们合成了落户的可能性。

现在，这场马拉松跑到了第十年。她仍在紧追着这些落户的可能性，这是她读初中的儿子继续留在深圳读高中的希望。

45岁是深圳人才引进落户的最高年龄限制。黄妹芳需要在今年完成落户前的最后一个赛程，让自己成为一个“人才”。

黄妹芳的书桌，为了能继续在深圳上学，她和儿子都要成为“人才”

“人才”的筹码

黄妹芳今年45岁。她有一头乌黑油亮的长发，沉甸甸地坠在脑后，垂到腰间。她看书的时候会把头发扎起来，再戴上眼镜。

读高中时她也戴眼镜。草草毕业后，她从广西老家到广东打工，当时工厂里戴眼镜的人少，大家看她像看怪物一样，她就取了下来。直到后来又开始读自考，她又重新戴上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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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上六点半，儿子去上学了，家里和周边都很安静——这时候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看不见人，孩子们去上学，大人们去上工。

黄妹芳在出租屋的书桌前坐下。桌上有三本厚厚的中级社工教辅，书的边角皱巴巴地黏在一起。她住的屋子是一间握手楼，白天也需要开灯。白炽灯照着四面白墙，独自一人在家的她边看书边做笔记。

但很快她就感觉到累，真的累，眼睛开始发酸，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定义在脑子里掠过，她却记不住。“像我四十多岁，年纪大了，和年轻人不一样，很多东西实在是记不住了。”学了一个多小时，黄妹芳快要睡着。她摘下眼镜，揉揉眼，从书桌旁站起来，开始洗碗、扫地，把冰箱里的肉拿出来解冻。一个小时后，她又重新坐下来看书。

她把每天的日程设定了闹钟，早上五点起床陪儿子跑步，六点煮早餐，十一点做午饭，下午三点外出发货，然后收货，五点半做晚饭……每天只有早上孩子去上学，晚上孩子睡觉之后，她才有两三个小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看书。

为了照顾儿子，黄妹芳两年前从工厂辞了职。

儿子覃武奥今年十四岁，马上读初三。儿子进入青春期，黄妹芳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懂他。她最近大部分的焦虑都来源于儿子“砰”的关门声和上锁声。有段时间她还害怕孩子得了抑郁症。有一次英语考试，覃武奥只考了30分，脸上带着摆烂的神情，她意识到儿子出了问题。

她决定从工作了六年的工厂辞职。“因为孩子没照顾好，其他都没意义。”黄妹芳的工友们听了她辞职的理由，对她说，“我们把孩子当人养，你是把孩子当‘人才’养。”

不仅是儿子，黄妹芳自己也要成为“人才”。黄妹芳在五月底和六月中分别有两场考试，一个是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另一个是中级社工。要想在深圳落户，这是常见的中级资格考试。尽管这二者的通过率都不足20%，但在互联网上搜索，你能看到这种资格的“价值”——“考过就是中级职称人员，考证入户的首选！”

从35岁到45岁这十年，“考试”像是黄妹芳生活中的魔咒。和考试相关的所有群她都聊天置顶，以便第一时间查看每一个关于上课、交作业、报名、考试的消息，手机相册里收藏着各种考试通知的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