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10年"非人才"妈妈的落户马拉松

夫妻俩有不言自明的分工。覃项利是这么总结的，做丈夫的在外面负责赚钱，“回到家就得做家务”；做妻子的负责落户的大事，监督儿子学习，“还有她自己也要努力学，别的我也没办法。”儿子从小到大的每一份作业，每一次家长会，每一份成绩单都是黄妹芳的责任，他不懂，也插不上手。

“家庭里面很多女性要承担很多东西，这本来应该是双方的，但是在现实中男性的角色会缺失很多。做爸爸的可能不会也没有能力管孩子。”这是丁当的观察。丁当16岁就辍学南下深圳打工，2015年，她建立了“绿色蔷薇”，深圳市唯一一家为女工及流动儿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她因此见过许多女工和她们的孩子们。黄妹芳喜欢做公益活动，她去过“绿色蔷薇”，还在那里看过《Y是一个流动坐标》——一部由“绿色蔷薇”创作的戏剧，讲的是深圳流动儿童就学难的问题，黄妹芳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现实处境。

“相对于妈妈为了自己的孩子去考学历落户，爸爸考虑的比例会小很多。因为深圳的积分落户细则多且复杂，要去完整地了解所有的信息，对低学历的一方其实是有难度的。落户，是非常奢侈也非常未知的事。”丁当说。

覃项利很怕这份未知。他怕一家子在这里白忙活一通，如果再不回老家读书，儿子在老家就没有初中学籍。如果一年后儿子考不上公办高中，妻子落户也不成功，回不去老家也拿不出民办的学费，那就完全没有退路了。“说实话，我希望儿子初二结束就回老家，这样至少退一万步讲有一个高中读。如果留在深圳，就只能读职业高中，风气很不好的。”

他之前和黄妹芳说过自己的想法，黄妹芳很生气，觉得他太丧气。两人吵架和说家事的时候只用壮语，覃武奥不在老家长大，听不懂——在深圳，他只需要说普通话。当时，覃项利先和儿子用普通话说，“你考这么一点分”，再用儿子听不懂的壮语说，“考不上（公立）高中的”。黄妹芳很生气，和他大吵一架。她觉得这是负能量，不准他再在儿子面前说，他只好咽下去。

与考试带来的未知相比，黄妹芳更相信考试带来的希望。她还记得自己的学生时代，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她排行老三，九十年代，广西农村的风气是女孩子读完小学就辍学，但是她的爸爸却叮嘱，“你们要努力读书，读书才是你们的出路。”她读书的时候聪明却喜欢犯懒，背文史题不耐烦，背英语课文背得头疼，躲图书馆看一下午的小说，但考试成绩却一直很好。整个村子只有两个人考上了高中，她是其中一个。

高一那年，爸爸因病去世，黄妹芳回家待了一个月，看着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再读下去了。学校的老师同学劝她回去继续上学，但对于这个夏天卖松油、冬天卖木炭来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供一个大学生读书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梦。她潦草地读完高中，拿到毕业证，在老家的甘蔗厂待了两年后离开家，顺着打工的潮流，去了东莞的工厂，拿每个月三百块的工资。那时她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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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她和父母安排好的相亲对象见了面。她没想过结婚，也没想过不结婚，但大家都说，对方是一个老实人，又是广西老乡，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婚对象。

她承认覃项利的确是一个老实人。但结婚15年，她从来没有感到丈夫像现在这样“拖后腿”。儿子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成绩单上写的不是分数而是等级：5个A，2个B。覃项利只模模糊糊地知道A代表的是好，B代表的是没那么好。

黄妹芳从去年开始就在研究中考填报事项，计算在一年后的中考里儿子的“赢面”。她的手机里有一个长长的“2023年指标生控制线”学校排名的截图，里面是深圳78所公立高中的中考录取分数线。

“深中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全深圳十几万的考生都盯着，我们没什么希望。覃武奥的成绩……”从排名靠前的深圳中学、宝安中学、深大附中等着名的高中往后，她用手指把截图滑到底，指着列表的末尾，“这个最接近他的分数线。”

她和儿子同学的妈妈聊前景，对方说填中考志愿的时候还是会把职业高中考虑进去，选那种未来好找工作的，“这样保险”。黄妹芳摇摇头，她从来没考虑过职高，“我宁愿拼个老命，让他读民办也可以。”

她对职高没有好感。她见过职高学生走后门来厂里面试机械工程师，结果那些孩子什么技能都不会，在学校只学会了抽烟和打架。她没办法想象自己的儿子去那些学校，和那样的孩子混在一起。“真读职高，变成这样就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