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猿人50年舊石器考古農民余生

2023-07-24 | 來源: 知識分子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猿人還沒有來。

距離上一次衛奇發現早期智人化石已經過去47年了。枕骨、頂骨後方的孔洞、臼齒、帶有黃色小凹坑的左上頜，這些跨越10萬年時空的信物記錄著遠古祖先的疾病。但因為缺少顱骨化石，衛奇至今都無法描述這群人的面貌，對於一位考古學家來說，這是終身的憾事。

後來，他幾乎年年來這，在沉默的地層中尋找遠古人類走過的足跡。山梁村溝、台地丘陵，循著一條條小水溝不斷向下，他挖到過數不清的粗制濫造的石器、完整的草原猛犸象頭、披毛犀頭、三趾馬巨劍齒虎的肢骨等，但沒有人類的頭蓋骨，甚至連一顆牙齒也不曾出現。

這個曾經不足百人的村莊，佇立在桑幹河的北岸，離北京200多公裡，作為史前考古上舉足輕重的地方，我們常稱這裡叫“泥河灣”。百年光陰過隙，法國人、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专题)人、加拿大(专题)人、韓國人來了又走，衛奇選擇了留下。他是外來人裡面待在這個村莊時間最長的人，也是為這片土地寫過最多文章的人。

1979年裴文中在泥河灣小長梁遺址

圖源：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他和他的同道們在一年一年的往復裡不斷把年代向前推進，1萬年、10萬年、100萬年，178萬年，時間停滯在了這裡。更新世的人類祖先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游走在9000平方公裡浩瀚的湖泊邊緣。那時還沒有桑幹河，湖畔森林茂密，草原肥沃，氣候溫暖濕潤，古人類與120多種哺乳動物相伴棲息在湖的周圍。這裡擁有國內最多的50多處百萬年人類活動遺址群，但許多人都疑惑為何沒有發現猿人？他在哪裡？他擁有怎樣的面貌？

考古人很容易陷入一種對材料的虛假想象與渴望中，糾結、游移、難過、痛苦、癡迷，但在衛奇身上你沒有看到這一點，時間的熨斗抹去了所有復雜的情緒，來與不來，他的生命伏線早已和這身後的荒野山隘緊密相連。

而先於考古證據，虛妄的想象已以狂熱的姿態飛出了山林，“人類祖源泥河灣”“挑戰非洲起源說”，出現在報刊、電視、官員的講話裡。他喋喋不休地和訪客解釋其中的謬誤和邏輯，一些人做出轉變，大多數人充耳不聞，82歲的他還在努力。這無關民族文明的宏大敘事，而是一個人最純粹的好奇與天真。

迷失的時間坐標

人類對祖先的追尋過程堪稱一場軍備競賽，一個新遺址的發現圍繞其時空坐標的爭論不休從幾年到幾十年不等。1929到1959年是北京周口店遙遙領先，接著在非洲的不同國度穿梭，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肯尼亞。1959年之後，非洲起源說成為一種既定的、無法更改的共識。

時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刻度，許多事件都被這張大手操弄著。研究了一輩子泥河灣，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下稱“古脊椎所”）退休研究員衛奇曾無數次假設，如果上世紀20年代的探險家們稍稍將目光從河的北岸轉移到南岸形勢壯觀的岑家灣台地，在今天的幾十處100萬年前的遺址中隨意挑出一件，泥河灣無疑會榮登當時人類起源地的寶座，大放異彩。

“人類不僅有可能從東非的奧杜威峽谷走來，也有可能從泥河灣走來”，這是2013年發布的紀錄片《泥河灣》的一段導語。土山上的標語“人類祖源泥河灣”，正在建設的博物館外牆印著“泥河灣和非洲並列人類起源最早之地”，在泥河灣，隨處可見這種未經證實的想象。

衛奇不同意這種看法，逢人就會拿出一張A4紙來批判。上面打印著人類演化的各個節點，從人與猿最後共同的祖先講起，到600萬年前直立行走的圖根猿人和地猿始祖種，再到330萬年能夠制作石器的肯尼亞南方古猿，能人、匠人、直立人、早期智人、現代人。西侯度、泥河灣、周口店，每一個熟悉的名稱都有其坐標。

他向小學生、村民、地質學家、考古同行、媒體、官員不厭其煩地解釋，不論其身份和影響力幾何，最後還會附贈許多學習材料。他激動地說道，“全世界一兩百萬年前的舊石器遺址發現不到一百處，泥河灣盆地就有50多處。中國的一二百萬年看泥河灣，已經把泥河灣的科學地位提升到無比高大上了，為什麼非得吹破牛？”。

沒能登上人類起源的寶座，衛奇同樣遺憾，但他不想因此掩蓋泥河灣該有的榮光。他會興奮地介紹那些重大的考古時刻。

科學上的泥河灣是一個宏大的時空概念，它代表華北地區更新世（258.8-1.17萬年前）的河湖相沉積層及其所蘊藏的各種地質事件，包括古環境、古生物以及古人類與舊石器遺跡等。

它擁有世界上唯二的第四紀更新世的標准地層，地質研究領域流傳的這樣一句話，“沒來過泥河灣，搞不了第四紀地質研究”。它是東方的奧杜威峽谷，原址是東非大裂谷中的一個東西向峽谷，以盛產古人類化石、舊石器、哺乳動物化石而著名，是世界學術界公認的人類發祥地。

像候鳥一樣，2001年衛奇從古脊椎所研究員的任上退休後，每年的5到10月，都從北京趕到泥河灣，住在東谷坨村，他和當地村民白瑞花合買的六進房的院子裡，22年風雨無阻，他在等待這片土地遙遠的主人與我們的祖先出現。

很難有一個遺跡像泥河灣這樣，發掘熱度延續近百年。就算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周口店其發掘熱潮也於六十年末逐漸消沉，潮水不過四十年。

如果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西方探險家們只是輕輕撥了撥早更新世的地層，雙殼蚌化石和哺乳動物化石的發現，成為混沌的早期人類探索中隱約的亮光。六七十年代的發掘則拉開了舊石器時代的序幕。很快迎來八九十年代轟轟烈烈的考察和發掘活動，同樣的一個剖面經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台，地科院、地質所、古脊椎所、天津地礦所、河北考古研究院、國家地震局還有各大高校等等，許多研究人員識於微時，後來大多成了舊石器考古的中流砥柱。隨著2001年泥河灣馬圈溝遺址十多個文化層的相繼出露，古人類活動被推至178萬年，但此後，泥河灣的舊石器考古漸趨平靜。

衛奇是1972年第一次踏足泥河灣的，當時他由古脊椎所助理研究員蓋培帶領著，來這裡發掘虎頭梁遺址，從此與泥河灣結下不解的緣分，他形容這片土地迸發的力量時說道，“像一部深邃的經典巨著，它充滿了神奇和希望”。通過發現和發掘虎頭梁遺址，他與古脊椎所的王澤義、蓋培一道走進泥河灣的舊石器時代，並叩響了中國100萬年歷史的大門。而泥河灣目前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10萬年前的“許家窯人”就是他在1976年作為執行領隊最先發現的。

他是泥河灣最大規模發掘熱潮的早期參與者，這場運動是北京周口店之後我國舊石器考古的又一次復興，他見證了泥河灣考古遺跡半個世紀的輝煌與落寞。

潮水的漲落並不影響他的留下與離開，在自己設立的猿人觀察站裡，衛奇既作為東道主、也作為人們的眼睛，不遺余力地收集猿人信息。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環境地質學家劉東生院士曾在多個場合稱贊衛奇為“中國的理查德·利基”，他背後的利基家族傾盡三代家庭的時光奉獻於東非的古人類考古事業，碩果累累。

將陽原縣的地圖攤開，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100多萬年前的遺址群在東北角，10萬年在西南角，1萬年在盆地的中央。9000平方公裡的湖泊與古人相伴走過一個世代：地殼的構造運動讓泥河灣盆地形成一個斷陷盆地，它積水成湖海，周圍的山體遭受風化剝蝕，泥沙、礫石被地表水帶到坑裡並—層層沉澱，以及風成黃土的降落，湖底沉積了巨厚的河湖相地層。在早更新世（258.8-78.1萬年前）大同古湖湖面漸趨穩定，古人類在湖岸線附近徘徊。到了晚更新世（12.6-1.17萬年前），湖面萎縮，湖泊消失，桑幹河出現，人類繼續在桑幹河及其支流的泉水和河水附近生存。

“這個地方太好了，有水有動物有植物，幾百萬年都有，（古人類）為什麼要離開？”，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夏正楷感歎道。

困擾一個世紀考古人的難題是，為什麼如此連貫的生命軌跡，卻找不到最初的那批主人？他們是誰？晚期猿人直立人還是早期猿人能人？或者是另外的一種猿人？衛奇的微信名字叫“泥河灣猿人”，他比任何人都確信，“在泥河灣盆地，猿人化石一定存在，僅僅是在什麼地點、什麼層位、什麼時間和什麼人發現的問題”。

他試圖為這個謎題求一個答案。看到有文章介紹卷尾猴死後，首領帶著很多猴拿著花、樹枝、水果，背著死了的猴到很遠的山坡上埋起來，“這會不會是古人類的行為？不埋在居所埋在外面”，他想。又或許古猿人可能沉睡在某一個裸崖下，伴隨著某一天的暴風聚雨會重見天日。

為了驗證這些猜想，五十年來從未停歇。

權威與農民

他不是一開始就是等待“泥河灣猿人”的衛奇。

他是新中國第二個舊石器考古專業的研究生。他的導師是“北京人之父”賈蘭坡院士，發現過三塊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

他的職業生涯起點及其成功，1972年跟隨蓋培一起把泥河灣的古人類遺跡探索到了100萬年前；一力促成了1991-1992年泥河灣中美聯合考古隊在東谷坨遺址的發掘，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經國務院批准的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項目；再之後，國家修築三峽大壩，他被委派領隊組織搶救性發掘；他還兩次出任古脊椎所人類室的副主任，是他們那輩人中最先漲工資的先進代表，戴過大紅花，一時風光無兩。

事實上，他也成果卓著。1973年的許家窯-侯家窯，1985年的東谷坨，1991年的馬梁，1994年的半山，2002年的黑土溝。每一個十年他都要從地裡挖出點東西來。他在職業生涯的早期就發現過人類化石，許家窯-侯家窯遺址中出土了16件人類化石，分屬10萬年前10多個男女老少。

按照這樣的路徑繼續走下去，他會被許多舊石器考古會議奉為座上賓，小輩們會紛紛邀請這位資深的考古學家去各地的科考現場走走看看，鑒定石器、化石、標本，聽聽過來人的經驗之談，也許會像他的老師賈蘭坡一樣，成為傳統權威的存在。

他幾乎是主動選擇了當下這條不尋常的道路。在辦公室門口掛個牌說人類室主任不當了；他沒有帶過學生，也因為他性格裡執拗的部分，不擅人際關系，退休後很少有會議邀請他。北京猿人頭蓋骨發現70周年紀念會上，他只能佩戴自制的胸牌“會前泥河灣旅行導游衛奇”進入報告會場，沒有受到會議組織者阻攔，他感到非常欣慰。

當舊石器考古的圖景在他面前徐徐展開，所有的地點以他的資歷和能力可以隨意挑選，但最後他還是回來了。作為一個在山西五台長大的農民的兒子，他更喜歡泥河灣香噴噴的黃米糕，喜歡夏季涼爽的氣溫，喜歡淳樸且理解考古的村民。

我們是在東谷坨的小院第一次見到他：181的大高個兒，蓄著山羊胡須，披著農村人常穿的軍警服式樣的馬甲或格子衫，這是現在的衛奇。

他說自己是“舊石器考古的農民”，一生無甚學術成就，唯有挖出的化石真材實料，無添加和污染，可重復驗證。他有一種清醒的自我認知和極強的目的性。“我明白自己的語言能力極差，外語絕對成不了長項，但我身體健壯，有兩條好腿，能跑野外，況且我習慣於農村生活，能吃苦耐勞，我也意識到洋人是垂青於中國的研究材料而不是人”。

野外地質隊和藥材收購站是衛奇找化石的抓手，“龍骨”比“化石”易懂，而“化石”又比“破石片”有顯示度。1973年，一次雁北舊石器考察把許家窯-侯家窯帶到了衛奇面前。一條坑坑窪窪的長形溝，地表散布著大量哺乳動物骨化石碎屑和許多石制品。當地十六年前挖土龍骨行動轟轟烈烈。

後續出土了16件人類化石，分屬10萬年前10多個男女老少。這是衛奇第一次挖到人類化石，每一件都記錄著他們直面洪水猛獸的信息，令人振奮。

一塊七、八歲小孩左上頜骨的門齒黃色小凹坑引起了衛奇的注意，他拿去給北京口腔醫院的大夫鑒定，對方表示與氟牙症有關。這是人類牙齒的斑釉病例，也是我國牙科疾病中最早的尚未用文字寫成的病歷。10萬年前第四紀火山噴發，大量氟元素堆積。時至今日，許家窯一帶，仍然屬於高氟含量地區，據北京衛生防疫站化驗，許家窯村井水氟化物含量高達4.4毫克/升，大大超標。腰腿疼痛、牙齒發黃脫落，病痛折磨著人類。

一塊頂骨後部直徑約1厘米的孔洞則是早期外科鑽顱術的浪漫解釋。用衛奇的話來說，“腦袋疼，用石器打個窟窿把妖魔鬼怪放出去”，當然這些都是其他大洲考古資料的平移猜測，新的研究指出它是古人類的一個病灶。

“許家窯人”遺址的文化層厚5米，這是少見的，也是遠古人類不斷與洪水抗爭的結果。可以想象到，每當雨季盆地湖水上漲泛濫，“許家窯人”的棲息之所及其家當就被泥砂埋沒，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反復交替，直至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人類賴依生存的飲食資源形成新的格局，“許家窯人”才不得不放棄多年開辟的家園，離鄉背井到別處去謀生了。

這些算不上激動人心的標志性時刻，是人類演化過程的常態，洪水、猛獸、疾病、天災，為了還原這些日常，衛奇沒有吝嗇一絲力氣。

猿人觀察站

泥河灣國家自然保護區的李主任要找化石。

他第一個想到的是衛奇，問問衛老去哪兒挖點化石來做展覽。衛奇指了一條大田窪鄉官廳村下面長達一公裡的小水溝，右邊的坡很大，叫上農民技工白瑞花一家，布方開始了。

用5厘米的速度向下。在平頭錐上畫一刻度，再用手鏟慢慢撥開砂質粉層，發現化石時只對上部進行清理，與沉積物自然接觸的底部不動。一個水平發掘層揭露完畢，編號、三維坐標測量、繪圖、拍照、裝袋。若是一個4米厚的文化層，這樣繁瑣的工作要進行80次，晚春初夏酷暑，屬於考古人漫長的季節（电视剧）。

完工之後將收獲一個工整且精美的剖面，難以想象這不是機器決絕的切痕，而是許多工人站在各自的一平方裡敲敲打打的結果。層層疊疊的紋理裸露在外頭，灰綠、黃褐、深桔、淺桔、淺灰……河湖堆積的泥沙用不同的材質形態顏色講訴自己年代時期的故事，偶有地質活動讓它們斷裂脫節，但不妨礙人們辨認。在泥河灣，人們走幾步路就能看到這樣繁復的紋理。

野外的許多溝坡梁沒有名字，衛奇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方法。挖到象頭的小山包叫象頭山，挖出大量馬化石的叫馬坡，挖出野牛叫野牛坡。這些隨性的名字出現在《第四紀研究》《地質學雜志》上，這是他近些年的工作，可是對於衛奇來說，終究是平常了些。

但這絲毫不影響老頭的興致，他問保護區的李主任，“今年還搞嗎？”，對方回復說，“搞！”。他打算今年再去黑土溝試試，期望能發現較完整的更新世早期的哺乳動物化石。

站在盆地低處，紅房子的天主教堂一眼便可以識別泥河灣村的所在，三層、尖頂、色彩明亮。向對岸進發，順著盤山公路拾級而上，松樹稀疏，草綠與黃綠嵌套其中，但大部都是被抽走了顏色的荒野。人類活動少得可憐，拾幹柴的老嬤，賣小雞仔的司機，有種似睡非睡的空曠感。

東谷坨台地從東到西有一串規劃好的四合院，都是陸續從溝裡窯洞搬上來的農民居所。我們通過門口的綠色小冰箱找到衛奇的家，塞滿《化石》《恐龍》《文物春秋》自由借閱的迷你圖書館比門牌號好辨認。

1999年，衛奇在這裡設立了泥河灣猿人觀察站，為尋找猿人化石的野外科研人員提供食宿起居。在那之前，考古隊員們通常住在化稍營鎮上的旅店裡，距離野外工作現場遠，常常受到虱子的騷擾。

二十多年來，觀察站接待了許多中外科考人員，兩本用中文、日文、韓文、英文等各種語言寫就的留言簿保存著來訪者對泥河灣深厚的熱愛（电视剧）、希望與期盼。留言簿的第一頁是日本人佐川正敏用漢字短句慶祝觀察站成立：尼人以前有過人，河邊湖岸他生活。彎彎曲曲走狩獵，不知猿人何處去？

一到考古的季節小院就騷動起來，每年百來批客人，熟面孔居多，有到當地來工作的，也有野外考察路過故地重游的。他們還嘗試復刻遠古的生活方式。在篝火晚會上，用自己打的石片切割羊肉，火中發出的嘶嘶聲、呼嚕聲和啪啪的爆裂聲，但現代人的加工技術還比不上古人類，“羊肉沒熟”。

以衛奇為連接，這裡成了各種地下標本的儲藏室。臨近的兩個院子保存著中國科學院地質所兩位院士的標本，貨架上密密麻麻堆積著西藏、青海、西寧、內蒙古還有泥河灣的土樣，還有國外的，標本壘滿了房屋，甚至連小院裡的空地都硬化後改成倉庫，只留下一米寬的過道。

泥河灣的農民技工全國聞名，衛奇鼓勵當地農民積極捕捉化石，“反正閒著也是打麻將，不如出去找化石”。白瑞花一家曾受衛奇動員，在大年初二的山溝裡發現了石核和石片。一次老鄉挖地栽杏樹的檔口，發現樹根一樣的東西，老鄉不認識，白瑞花即刻認出是大象的門齒，再後來挖出來居然是一個特別完整的草原猛犸象頭，十分稀少，被拖拉機送去博物館做展覽去了。

白瑞花跑過泥河灣大大小小的山梁坡溝，一生捕捉到了許多石器和化石；兒子在古脊椎所化石修理室工作多年；丈夫給地質所加工古地磁樣本；女兒是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的研究生，現在在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院從事舊石器考古；就連她的侄子和孫子都在往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努力。這裡當然不乏個人的努力和命運的垂青，但衛奇是為他們打開那個遠古世界大門的人。他不是一個喜歡聊天的老頭，但只要談起舊石器，四五個小時都不帶歇的，把熱愛傳遞給周邊的每一個人。

2001年退休的時候，他面臨最後一次選擇。“該離開了吧？去享受生活”，他的妻子張愛蘭終於松了口氣。兩人三十年聚少離多，好不容易有大把的時間一起旅旅游，沒想到之後“出去得反倒更久了”。

衛奇找了各種理由：缺乏打牌、聊天之類的大眾性愛好；不善於處理老家復雜的人際關系；想去單位門口免費修車打氣，怕搶了別人生意；去海邊養老，風景很快就會看膩……

“找破石頭”是這個舊石器考古農民的唯一愛好，他過著一種自娛自樂看起來十分呆板的生活，就這樣一直勞作到老。

我曾經問他，“泥河灣發現這麼多石器，但我們沒有辦法還原當時人的生命狀態，那麼舊石器考古對於現在的意義是什麼呢？”，他說，“我們從哪裡來？人類的過去始終是一個令人十分感興趣的科學謎團，盡管它與經濟生產沒有直接關系。但許多人喜歡，我們有共同語言”。

他畢生著迷於的廣闊天地，回饋給了他最多、最樸素的情感。

孤獨

成為人類演化的聖地並未給這個地方帶來多少實質的好處。湖泊早在幾萬年前退去，桑幹河時常斷流，東谷坨人是吃地下水長大的。常常是打一口50米深的井，用兩年，井裡就沒水了。早先是到附近溝裡挑水，後來是等待固定的時間段村裡放水，近兩年扶貧工程建設才吃上了自來水。

農耕文明更是進展緩慢。十裡路外的河流灘塗，營養富集；海報980多米的東谷坨台地，作物產量不及前者四分之一，就算是同一個鄉鎮，這裡也是名副其實的貧困村，更不要說時常光顧的雹災。這裡人地矛盾並不尖銳，一戶四口之家就有十六畝地，但都不是什麼好地。

它被自然選中，又被自然遺棄。來這工作的考古人都會感歎它記錄歷史的清晰和完整。與南方的紅土遺址相比，它的地層變化十分明顯，剖面厚且完整，用肉眼便能刻畫，沒有酸性腐蝕也沒有風力磨蝕，幹旱令這裡的每一塊石頭保持著遠古的新鮮度。

人們對考古有過短暫的向往。燴豆腐、炒雞蛋、油炸糕、野兔……這些高級飯菜被生活並不富裕的當地人會拿來招待外來的客人，希望他們常來。考古工地日結幾十元的薪水成為當地不多標價的勞動。當衛奇這個稀罕的來客，帶著照相機、望遠鏡、羅盤、放大鏡、地質錘、半導體收音機出現時，人們投來羨慕的眼光，“你們這活著是人，我們是螞蟻”。

這種羨慕並沒有持續多久，親眼看見了改革開放給城市帶來的巨大變化後，許多村民感概，“還是沒有發現東西，要是有（猿）人就好了”。走與留之間，村民們幾番猶豫，在新世紀的鍾聲敲響後紛紛離開了，去宣化去張家口去大同去北京。

2011年，當地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步入負數。

宏偉的東西離他們越來越近。八千多平方米的泥河灣研究中心、15000畝的泥河灣國家遺址公園，向西依次排布。一本巨大的漢白玉史書坐落在廣場中央，“猿太祖”的頭像凝視遠方，頌揚泥河灣民歌悠揚的腔調回蕩在空中。新興的科技大樓建立，更好的食宿餐飲、會議研討的空間，早已不需要家庭旅館似的猿人觀察站，衛奇被時代遠遠地甩在了後邊。

每一處遺跡都有生命的周期與規律。現在是泥河灣等待的季節，可能就此消沉，也有可能大放異彩。少數的堅持，可以謂之人性的光輝，也可以說成看不清局勢，誰知道呢？

一個很陡的土坡，非常松散，衛奇用拐杖鑽了個洞，作為支點，爬上去了。拿著他的老式數碼相機，一張一張記錄著遺址的新變化。標牌掉了，台階修得窄了。將這些意見轉化成紅色的字體貼在照片上，放在朋友圈裡。

年過傘壽，帶路已經發怵，他已經有幾年沒有去探方裡挖掘了。只是坐在小院裡，幫人做做化石鑒定，出出主意，寫寫文章。他格外珍惜每一次出來走走看看的機會，把這些邊邊角角仔仔細細在腦子裡烙上一遍又一遍。

他也想過“幹脆下一次，就不要來了吧”，去年他做過告別儀式。結果今年閒不住又來了，比往常還早了一個月，等來一場風雪，衣服也沒帶夠。山裡冒出尖的杏又被霜打了回去，注定又不是豐收的一年。

推著泥河灣前進的很多人都去世了，衛奇沒有緊迫感，他想著能做多少算多少。剛剛整理完的1983-1985年東谷坨遺址三千多件標本，花了他三年時間。不是什麼復雜的事情，只需要用刻度尺、三角板、量角器、台秤、放大鏡計數測量、觀察片疤與刃緣形態，填在一個14項的表格裡。有時候一天做三五十件，有時候不舒服就睡覺。換成年輕人，一兩個月就能搞完。

沒人規定每件石器都需要詳細揣摩記錄，他只是想給自己一個交代，辛辛苦苦搞了好幾年標本，之前因為太多事情耽擱了，他只希望做個交待或了結。如果不是我們來，他絕不會把這厚厚的一百四十來頁紙拿出來，讓所裡的年輕人看了笑話，“衛老師這麼大年紀還在搞這個”，他說。

他太慢了，寫字也發抖，耳朵也聽不清，右耳比左耳好，跟他說話的時候需要盡量站在右邊。他不願戴助聽器，不知道別人在討論什麼，總是重復自己的想法與觀點，不會傾聽他人，這讓學術交流成為一種障礙。

他帶有老一輩考古人的特質，重視材料與形態學分析。舊石器與古人類的前沿技術，從古地磁、微痕分析到古DNA……他一個也沒有跟上，不僅如此還時常質疑。他用上個時代的那套標准去要求自己，挖石頭，不停地挖石頭，這套學術慣性成就了他，同樣也讓他不能看到一個更全景的畫面。

所有人走後，他、白瑞花和她的丈夫賈全珠都回到了各自的工作裡。衛奇時常碼字，偶爾拾些廢棄門檻做柴火，累了就躺在老爺椅上，將手機放在耳廓邊緣，聲音調到最大聲聽廣播，好像睡著了一樣。白瑞花找人、找車、找機器。賈全珠繼續在噪音、灰塵、風扇、膠水中加工古地磁樣本。

他坐在白瑞花的三輪敞篷車後座，緊緊攥著兩邊的護欄，用身體抵抗坑坑窪窪土路的顛簸，風吹起他稀疏的銀發，兩個並不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出發了。山裡起了風，卷起厚厚的黃土，風沙模糊了視線，看不清山的輪廓與河的脈搏，大地灰蒙蒙一片，去哪裡尋找猿人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