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个词来形容他那就是逃离

2023-10-05 | 来源: 明净阅刊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在这个声音里，他起床到父亲的床前去道别：“爹——我走了……”

在他“文学钻石”一般的《我与父辈》中，阎连科记录道：“父亲从被窝里伸出他枯黄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吁吁嘱托道：‘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和乡村的困苦一样给阎连科带来“冲击”的，是书籍的世界。而大姐的床头被他称为“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

有一天，阎连科在大姐的床头读到了张抗抗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很多年以后，他早已记不清那本书讲了什么故事，但那本书封底的内容提要却至关重要。那上面写着，知青张抗抗从杭州下乡到北大(专题)荒，因为去了哈尔滨出版社改书稿，张抗抗在小说出版之后离开北大荒，留在了哈尔滨。

这个“命运转折”的故事让阎连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

1975年前后，阎连科写作的念头“萌动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去出版，调进城里，他就可以——离开土地了。

他的第一个短篇，发表于1979年。而洛阳只是阎连科人生中的驿站，1989年，他最终决定要从事文学，便毅然去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上学了。

有一次，他一个人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到了黄昏的时候，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往魏公村走，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非常茫然，像于连来到巴黎一样，没有任何目的，从黄昏一直走到夜深人静。

“那种孤独感，那种渺小感，那种寂寞感，让你觉得，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面对着这个社会，真是卑微脆弱到像是一滴水。这时候，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多年后，阎连科如此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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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时刻，文学诞生了。“我想写小说。我想写的小说，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它们在这儿碰撞、碰撞，直到我去写它。我开始拼命讲故事、讲故事，因为忽然意识到一个人的渺小，只能加重个人奋斗的努力。”

成名成家

“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 2014年，阎连科荣获弗兰兹卡夫卡文学奖，授奖词如是评价。

阎连科虽然刚刚六十出头，但早已满头银白，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沧桑。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早已“封笔”，但他仍然保持着稳定的高产，还时不时捧得国内外的文学奖项，羡煞同行。

他是近年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常客，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连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根本不关心这个奖项。但每到颁奖前夕，总有一帮媒体记者密切地守候着他的电话，比他还热心。

近年来，他越来越怀疑写作的意义，他在上一本长篇小说《速求共眠》的后记中，以《走向谢幕的写作》为题，倾吐胸中块垒，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写作的无意义。经常怀疑，我一生的写作，就是一场笑话吧。若不是到了这个年龄……久而久之会觉得无聊、无聊、再无聊，我就真的不再写作了”。

话虽如此，但他的笔却一天也没停歇过。2019年，在完成长篇小说《心经》后，他又着手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的回忆家族女性的散文集《她们》，将他的母亲、姑姑、娘婶、姐姐、嫂子、妻子、孙女等身边的至亲女性全部写了一遍，四代女性贯穿了一个世纪的历史。他在书中说，“女性被挟裹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开始了她们的人生和营生。她们如黑夜中的一盏灯，莽荒空阔中的一条路，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他原本对学理上的“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为写此书，他恶补了波伏娃、安托内特·福克、西蒙娜·薇依等女性主义学者的代表作，并针对中国农村妇女的生存状况，大胆地提出了“第三性”的概念。他在下笔的时候非常清楚，“是要写‘作为人的女人’，而不是‘生活流中的人’”。

在几代女性的生老病死中，他觉察到她们的人生多少有些像一条浑浊的流不动的河，他看到她们身上的女性光辉，同时也看到乡村土地上难以治愈的沉疴。因而，他说，过往一个世纪里，女性命运的精神本质，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他用一个极具隐喻意味的微型小说，让萨特、波伏娃等人在他家乡的集镇上登场，来说明女性主义仍未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