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新聞: 紐約華人女工，困在24小時工作裡

2023-10-14 | 來源: 鳳凰weekly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紐約市政府的保安，見過太多在門口喊口號的。但喊中文的，實屬少見。

況且這次喊話的，還是一群五六十歲的婦女。

65歲的張雲芳，聲音洪亮，帶著濃厚的福建口音，習慣在每句末語調上揚一下，帶著一種原始又蓬勃的生命力。

“我我我第一次上台啦，現在心臓還在怦怦怦地，請各位見諒咯。”上台前，她剛連續工作了4個日夜，早上9點一下班，她來不及脫下做家庭護理工時的外套，就啃著面包趕來現場。

站在台上，她摸了摸話筒，繼續演講。 “我們的辛酸故事，應該被更多人聽到。我請問，為什麼21世紀的紐約，還存在24小時工作制，這樣反人類的罪行？”

台下近百人靜靜聆聽，前排大多是上了年紀的華人女性，站在人群裡要比周圍矮一截。她們喜歡紅色，有人把紅色絲巾系在頭上，或者戴一頂紅帽子。隊伍裡也有一些深色皮膚的女性，以及年輕的亞裔面龐。她們大多和張雲芳一樣，都是24小時晝夜不息的家庭護理工。

有人喊道，“No more 24（推翻24小時工作制）！”更多的人跟著喊起來，“No more 24！No more 24！”

2023年4月12日，護理工們在紐約市政府門口靜坐

在紐約，像張雲芳這樣的家庭護理工，一共有30多萬，通常由包括華人在內的有色人種女性承擔。她們多數需要24小時駐家，日夜不歇，照護失能老人，卻收入低微，長期壓抑。

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提出的“全球照護鏈”理論，精准描述了這一現狀：都市白人女性從繁瑣家務和照護勞動中解放，是以有色女性移民離土離鄉為代價的。

隨著社會的變遷，這條照護鏈前端的人種和性別，逐漸變得多元復雜，可最末端的人，從未改變。

現在，她們決定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要改變。

晝夜不停

來美國之前，張雲芳從未想過，自己會在這裡“搞集會”。

1992年初來美國時，她的老家福州市亭江鎮已是知名僑鄉，出海打工是傳統，“愛拼才會贏”是淘金客們的信條。此前丈夫在蛇頭那裡抵了3萬美元的債款，又辛勤工作11年，換來合法身份，才有全家老小移民美國的資格。

30多歲，半句英文不會，張雲芳“只能去做一些最低等的工作”。她當過餐館服務員，也去制衣廠縫過紐扣，後來，為華人家庭做護理工，成為她僅剩的選擇——不去外州，能時常回家照顧孫子。

和張雲芳類似，樂雅麗是跟隨90年代初香港移民潮來的美國。家族親友的召喚之外，更主要的，是為了孩子“能有個好學校、好前途”。

紐約，號稱“世界移民的庇護所”，偷渡者在此尋找安頓的縫隙，已扎根的人迎接更多前來淘金的親友。這裡的華人也逐漸形成一套自己的系統，給那些渴望勤勞致富的“美國夢”，畫上具體的指南圖。

華人策劃協會（以下簡稱“華策會”）就是這樣的機構——名義上，它是協助低收入華人的非盈利機構，具體做的，是新移民的勞動中介，派遣家庭護理工是其中重要一環。在華策會，華人護工服務華人，管理護工的也是華人。

樂雅麗還記得，去華策會應聘護理工時，對方給她一張表格，寫有：是否接受24小時駐家，能否被派去偏遠地區等。她被私下告知，“如果你不勾選願意，就得不到這份工作。”

樂雅麗充滿猶豫，“但找到工作更重要，打鉤就打鉤了。”

在這之前，樂雅麗從未想過，人需要連續24小時工作，那是一種怎樣的恐怖。直到走入失能失智的老人家裡，她才明白，這樣的工作意味著什麼。

每周一早上9點，樂雅麗要帶著行囊，從布魯克林的家裡出發，抵達老人的居所。接下來的整整4天，她必須24小時貼身陪伴老人，房屋清潔、做飯喂食、洗澡如廁、安慰聆聽……這些工作通常同步進行。樂雅麗很難算清楚一天做了多少件事。

做家務的節奏是快速、密集的，但對待老人的照護得緩慢、耐心。老人洗澡2小時，吃飯也要2小時，樂雅麗一勺一勺地將食物遞至嘴邊，一頓下來，飯菜要重新加熱3遍。

而留給樂雅麗的用食時間，不超過5分鍾。放下碗筷，老人就要上廁所。等便溺清理完畢，她早沒了胃口，胡亂扒幾口冷飯了事。

張雲芳的24小時裡，大半精力都耗在和老人的“拉鋸戰”中。???

客戶劉琴，89歲，失智症。從勸人起床開始，到吃下每一粒水果和飯菜，她都要和劉琴軟磨硬泡，變著花樣地鼓勵催促。只有梳洗發型，是劉琴主動堅持的。每天，她都要張雲芳給她吹洗出一個漂亮滿意的發型，要“蓬蓬的、奓奓的”。

夜晚，才是頭疼的開始。

老人一動，刺耳的床頭鈴就響。張雲芳知道，這是劉琴要起夜了。如廁時間漫長，通常在20分鍾以上，馬桶上的老人持續呻吟，“好疼啊好疼”。張雲芳一手輕輕拍著她，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身體，以免人摔下馬桶。

張雲芳常常剛入睡，老人的“呼叫”又來了。一個晚上，她要起床5-6次。後來她索性坐在沙發上閉目養神。因為躺下睡，就難立刻爬起來。好幾次，她躺著聽見鈴聲就拔身跑，結果身體還沒反應過來，直接摔在地上。

一位24小時家庭護理員的夜間照護記錄

照理來說，家庭護理工是被允許睡覺的。公司合同寫著，晚上8點到早上7點是休息時間。“可床頭那個呼叫鈴一響，你就醒了啊。”樂雅麗很無奈。把老人的訴求置之不理，心裡過不去；從職業的角度講，也很難無視，“畢竟萬一是什麼緊急情況，怎麼辦？”

從事照護研究的學者安孟竹認為，照護勞動總是帶有強烈的道德性。“面對脆弱的老人，性命相關的問題，你很難做到不管不顧。於是24小時工作制，相當於把人綁架在勞動處境中，人是被裹挾其中的。”

可這樣的勞累工作，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不少家庭護理工抗議，明明24小時都在忙活，卻只能拿13小時的薪水，公司說給你“休息時間”了，不算錢。

張雲芳之前時薪是8美元，一個月下來，到手一千塊。“連保潔都拿得比這多。” 為此，她過著一種低限度的生活，有多少錢，吃多少飯。她在自家前院開辟了菜地，盡可能縮減開銷。

不再沉默

樂雅麗已記不清楚，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24小時工作“是不人道的”。

一如這份工作對她的損耗，也是潛移默化的。

由於長期睡眠不足，樂雅麗感覺自己有些神經衰弱。有時她會在夜間突然驚醒，以為還在病人家裡，她還常在家裡忽然暈倒，頭直接砸地板上，摔得眼眶充血，全紅了。

“做護工的這些年，手啊腿啊腰啊，沒一處是好的，身體全完蛋咯。” 說話時，樂雅麗總搓揉雙手，似乎顯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後來解釋，這樣做是因為長期勞累、浸在冷水中幹活，她的手指已經無法伸直，“好像失去了知覺”，西醫判定手傷是“不可恢復的”，但中醫說多揉揉可能有效果，她便每日練習，養成習慣。

張雲芳的手也布滿傷痕。一次做工期間，她的手在接觸某種清潔劑後，迅速腫了。她申請休假，公司以“沒有接替人員”為由一直拖延。張雲芳眼看著手從小饅頭腫成大饅頭，卻毫無辦法，硬是用左手又做了10天工，才得到批假。

一位護工向眾人展示自己無法伸直的雙手

來自紐約州和俄亥俄州的一支研究團隊，分析了2014-2018年期間，近三千名家庭護理工的行為數據。結果顯示，家庭護理工的各項身心健康狀況，都遠低於其他同等低薪工作的群體。

身體的崩塌，是壓垮護工們的最後一根稻草。2015年，一些身心俱疲的24小時護理工，向紐約最高法院提交了第一份訴訟，要求護理公司支付24小時工資。同年，華策會的華人護理工們也第一次站出來公開抗議長時間勞累和薪酬賒欠問題。

一開始，她們只是想要回被克扣的薪水，以及關於工傷的合理賠償。但法院對於收到的訴訟案件，不是“踢皮球”，就是延遲回復，其中最長的案子拖了8年。

相關部門的持續怠慢，讓護理工變得絕望。有些個人申訴的案件，勞工局雖然判定了一個“縮水”的賠償金額，卻遲遲未督促保險公司及時落實賠償。

美國法律沒有規定工作時長的上限，這讓護理公司的合同有漏洞可尋，長時間勞作的現象無法在根本層面杜絕。

政府、保險機構、護理公司、工會——在醫療保險資金落實到個人的流程裡，有這樣一連串的龐然大物從中“瓜分油水”。

“我們不應該被動地等待一個法院的結果。法律是武器，還要找找別的工具。”護理工們逐漸意識到，這不只是關於錢和健康，還有一些藏在社會背後的、巨大的不公平。還可以做些什麼？基於這樣的共識，她們聚在一起，開始尋求更多的支持力量。

在安孟竹看來，華人護理工的維權行動，尤為難得。“這些底層的、一代移民的生命歷程，是在被各種各樣的中介傳遞：從蛇頭和移民中介，到像華策會這樣的勞務派遣公司。那些已經安頓扎根的華人，畫餅、造夢，看似為新移民們張羅一切，（新移民）即使被分配到繁重的崗位上，也覺得是一種照顧。”

“但當這些人有一天意識到，原來在這個鏈條上，自己是被剝削的；當那些所謂華人族群、老鄉情誼不再能夠綁架自己了，她們要去爭取作為一個現代公民的公平對待，去爭取作為市場勞動力應有的報酬。這，就是一種意識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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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本地語言”

就這樣，沉默寡言、任勞任怨的華人護理工，走出熟悉的唐人街，站在“五顏六色”的市政廳門口，開始學習“一種本地語言”——

她們學著開口說話，說本地人聽得懂的話。護理公司的培訓班、老年公寓的電梯口、熙熙攘攘的街頭，都成為集結同伴、敘述苦痛的演講台。遇到外國人，張雲芳也不膽怯，總是“hi，hi”地沖上去，簡單的詞匯連帶著手指比劃，順勢往人懷裡塞傳單——“Do you know 24 hour work（你聽說過24小時護工嗎）？”

她們學會在變化的政局中找到支持者。2021年，華策會的前董事會主席參與競選紐約市議員。這次，華人護理工們不再支持同胞同族，將選票投給另一名拉美裔競選者馬泰，因為他的母親，也曾是一位家庭護理工。

她們也試著理解美國復雜的族裔政治和移民矛盾，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找到“最大公約數”：畢竟長時間勞作，並不只存在於護理行業，還有清潔工、卡車司機、白領上班族。

作為當地社區組織“華人職工會”的幹事，寧子舜見證了“護理小組”的誕生。這是一支由護工中的“維權積極分子”組成的策劃小組。到今年，成員已有60多名。護理小組定期開會，商討最新進展，制定未來的集會計劃。

比如，市議員歐德思，“是一個在廢除24小時法案上頻頻阻撓的家伙”，最近她將開啟下一輪議員選舉。護理小組認為，得給她施加點壓力。於是，她們在市政府的門口舉起喇叭，喊話歐德思“敢不敢出來和我們談談”。

“民主”、“法制”、“反人類”、“非人道”、“奴隸制”……華人護理工們，努力學習這些新詞匯，然後有些生澀地套在自己的演講稿裡，努力背熟，反復排練，再用自己的母語呐喊，可能是廣東話，也可能是閩南語，甚至可能是《團結就是力量》——集會或者游行的時候，華人護理員最愛唱這首歌，唱得最齊最響。

在她們曾經的詞庫裡，只有“忍”，沒有“怒”。她們花了十年甚至更久的時間，才弄明白壓抑在內心深處的那個“不舒服”是什麼。她們沒法娓娓道來，也不會流暢地表達傷口的成因和痛感。網絡論壇的集會指南裡，總有人探討，苦難要如何敘述？

她們站在那裡，就是最好的敘述。

——這也是護理小組得出的“最重要的維權策略”。可以英語不好，方言濃厚，可以表達不順，磕磕絆絆。“但是本人站出來、在說話，才能證明和鼓舞，路人會為此駐足。”寧子舜說。

華人職工會還將於10月18日舉辦集會活動

每一次大型集會開始前的兩個月，華人護理工們上街派發活動傳單，每周發三天，最後的兩周，每天都上街，兩撥人輪著來，從早上9點一直發到下午5點。她們去唐人街，去聯合國總部，也去議員辦公室的門口，蹲守在官員上下班的時段。

她們在路邊的小廣場上支起一個簡易桌，邀請對傳單感興趣的路人，在請願書上留下簽名。她們算過，平均一場能收集到100多個簽名。

樂雅麗幾乎每一次活動都參加。作為護理小組成員，七八年前開始，她就投入了這場運動，會和小組成員們一個一個地給工友們打去電話，告訴她們集會的時間地點。每每提到維權歷程，她都顯得格外嚴肅認真，因為“不是故事，而是事實”。

發傳單時，有路人豎起大拇指，也有人破口大罵，“有工作就不錯了，還挑三揀四的！我都沒有工作！”樂雅麗會很認真地回復對方，“我們護理員是照顧病人的，需要休息，是正當的訴求。”

她格外注意路上推輪椅的人，總能快速識別出對方也是護理工。輪椅上的老人提出質疑，你們都去抗議了，我怎麼辦？“護工休息好了，才能更好地照顧你呀，老人家。”樂雅麗回答。

張雲芳關於“公共表達”的自信，也是這兩年在發傳單中鍛煉出來的。“沒讀過什麼書”的她，頭一次感受到聚光燈也能打在自己身上。就在馬路邊，有人聽，有回饋，她就有信心繼續講。有工友覺得她說得好，使勁鼓掌，推她上台做護工代表演講。

起初，張雲芳說話帶著點顫抖和磕絆。但經歷了幾次，她發現就是“小事一樁”，每次活動，准備好稿子，她揣進兜裡就去現場。

護理工們在集會現場拉響“歧視警報器”

剛開始參加集會的時候，張雲芳有點害怕遇上警察。他們多是高大威猛的白人男性，黑漆漆的槍就別在身側，站在面前，能高出她兩個頭。後來她漸漸不怕了，“做壞事的才被警察抓，我們這是合法的，正義的。”

在美國，如果集會的時候使用喇叭，需要提前申請。但護理員們在市政府門口的申請，總是以各種理由被駁回。沒有場地許可，警察就有了更多“幹擾和使絆的借口”。

於是每次集會，護理工和志願者都自發形成一支“糾察隊”，和警察周旋。“比如警察來了，我們就說，好呀好呀，會小聲點。他一走，我們又繼續喊。”樂雅麗笑道。

以推翻24小時工作制為基礎，華人護工的維權運動，被納入更寬廣的反歧視議題中。2021年“停止亞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運動爆發，寧子舜發現，參與集會人數也得到激增：此前頂多一兩百人參加，今年卻來了七八百人。

樂雅麗知道，維權不易，過程漫長。“你不可能指望這份請願書能立刻放到總統的桌前，並且被看到。但是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可能性。”她會欣喜於每一次路人的好奇和回復。面對那個巨大的“惡”，好像“撬動了一點點”。

去遠方

在成為護理工前，樂雅麗在制衣廠做了五六年的工。上世紀九十年代，貿易浪潮席卷而來，本地華人幾乎將制衣廠開到紐約的每條街區，等待縫合的衣物堆成一座座小山。樂雅麗找了份家附近的衣廠的工作。“老板娘心腸好”，答應她可以提前兩小時下班，回家給小孩做飯。

後來制造業向中國和東南亞轉移，紐約的制衣廠成片地倒閉。在縫紉機前長期久坐的樂雅麗，也因坐骨神經損壞，無法繼續這項職業，於是成為一名24小時護理工。

可做了這份工，樂雅麗感覺和孩子交流機會越來越少，見面了也不知道說點什麼。學校開家長會，大多是樂雅麗的哥嫂代替參加。兒子似乎也習慣了她的缺席：“反正你又不會英文，去了也沒用。”

一次，嫂子開玩笑，讓樂雅麗的兒子直接叫她媽媽，兒子欣然應允。這件事後來被當成趣聞分享給樂雅麗，她聽後久久沒有言語，“我心裡在流淚。”

來美國後，她竭盡所能地想在職場中騰出照顧家庭的部分，但還是失敗了。

“夫妻吵架的，離婚的，小孩學壞的，離家出走的，不計其數。”寧子舜看過很多護工家庭的破裂。那條“全球照護鏈”上，前端富足輕盈又完滿的家庭，總是以末端家庭的負重為代價。

衣廠工、餐館工、家庭護理工，和樂雅麗差不多地位的一代華人移民，幾乎在這三類工作中打轉。他們努力賺一份退休金，為子女爭取一份美國公民的待遇，以及階級躍升的可能性。

樂雅麗從未想過人生還可以如何選擇。她感覺自己活了大半輩子，一直被命運裹著往前跑，什麼事好像都是無可奈何。來美國是無可奈何，做家庭護理工是無可奈何，現在拖著因做護工而傷殘的身體過活，也是無可奈何，“人生不是想做什麼就可以做的。”

她記得，初來美國的時候，她在一棟大酒樓前遇見過一群討薪的工人，他們也是喊著口號，舉著標語，還抬著一口紙棺材。那時她對“維權”並沒有什麼概念，只覺得“有些晦氣”。

但如今，她已經充分理解了那群人——自己的利益受損就該勇敢維護。她只是有些遺憾，當年他們只是在酒樓門口喊了很久，“應該去勞工局門口，去市政府門口，讓更多的人知道。”她做到了，這讓她在“無可奈何”之外，找回了一些秩序感。

張雲芳不願意辭職。以前她待在家裡當主婦，圍著鍋爐轉，帶完兒子帶孫子，幹的家務活卻從來不被認可，每次向丈夫要點錢來買菜，總被嫌棄幾句。在家待著，她像是被靜音了，“不知道社會在發生什麼，也學不到新東西。”

後來她想貼補家用，出來做工，又被怨，“一門心思都去關心別人，自家人不管不顧，可我賺的那點錢，還不是給他們買米買面。”

在張雲芳看來，做護工待遇雖少，但能爭取到一點“屬於自己的錢”，還有錢帶來的家庭話語權。她不想回到亭江老家，那裡的女人沒有工作，村裡只剩老人，洗個澡還需要砍柴燒火。她喜歡一擰開龍頭就有熱水的感覺。這份感覺讓她想拼命工作。

參與維權以來，張雲芳感覺“五官好像打開了”：能聽見更多的聲音，看到更豐富的人，嗅到一點年輕人的動向，“這樣才能知道人該怎麼活。”

她不愛跳廣場舞，閒來喜歡去職工會的辦公室聊天看報紙。小小的報紙方塊裡，小到哪條街區的搶劫多，大到這個國家的總統會決定什麼樣的未來，她都想了解一點。

靠著一條街一條街地發傳單，她解鎖了紐約地圖上每一格小方塊。來美國三十多年，這裡的政治生態復雜，每年大小選舉，從來熱鬧，她決定完成“為自己爭取利益的一次投票”。為此，她爬遍居民樓的每一層張貼海報。馬泰勝任的那天，她感到從未有過的歡喜。

一名家庭護理工為曾經照護的老人獻上鮮花

維權行動，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水花是一層層蕩漾開來的。

張雲芳工作的皇家護理（Royal Care），是紐約本地最大的護理公司之一，今年他們迫於護工維權壓力，宣稱將在公司內部取消24小時制度。更多護理公司的輪班規則開始松動，失能家庭可以比較容易地申請到“兩班制”護工：原來一人承擔的工作，分攤為兩人完成，每天每人工作12小時。

意外的是，維權也成為緩和一些家庭關系的契機。在某次護工職工活動後，一位法拉盛來的年輕姑娘，分享了自己心態的轉變。多年來，她與做護工的母親關系疏離，有不解和埋怨，還有微微的嫌棄。二代移民子女，渴望擺脫貧困家庭的窘境，融入“美式生活”。直到這次被拉來當翻譯，她感覺自己才重新認識了母親，並且“多了很多尊重”。

安孟竹對於這樣的代際轉變頗為驚喜。“因為華人家庭的子女對父母，要麼是順從，要麼是反叛。我們很少有過，子女和父母之間是處在一個平等的位置，相互體諒、關懷、共情；並且這種共情，是基於我們都是社會的勞動者，是移民，是遭遇過歧視的亞裔。”

盡管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但張雲芳決定再多打兩年工，這樣退休金能從1200漲到1500美元。孫子大學還沒畢業，在美國，多一個家人在工作，報稅能獲得多一點減免。

不是走回家，要走出去，是張雲芳堅定的信念。即使家庭護理工作有萬般不是，她也要做，並且“要拿回屬於自己的那份錢”。

張雲芳算過，她做家庭護理工11年，“休息時間”的薪水被克扣，賠償款累計60萬美元。她渴望得到這筆錢。來美國30年，她還沒旅游過。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當年在餐館打工的阿拉巴馬州。

去遠方吧，去遠方吧。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