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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新聞: 紐約華人女工,困在24小時工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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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工們在集會現場拉響“歧視警報器”

剛開始參加集會的時候,張雲芳有點害怕遇上警察。他們多是高大威猛的白人男性,黑漆漆的槍就別在身側,站在面前,能高出她兩個頭。後來她漸漸不怕了,“做壞事的才被警察抓,我們這是合法的,正義的。”


美國,如果集會的時候使用喇叭,需要提前申請。但護理員們在市政府門口的申請,總是以各種理由被駁回。沒有場地許可,警察就有了更多“幹擾和使絆的借口”。

於是每次集會,護理工和志願者都自發形成一支“糾察隊”,和警察周旋。“比如警察來了,我們就說,好呀好呀,會小聲點。他一走,我們又繼續喊。”樂雅麗笑道。

以推翻24小時工作制為基礎,華人護工的維權運動,被納入更寬廣的反歧視議題中。2021年“停止亞裔仇恨(Stop Asian Hate)”的運動爆發,寧子舜發現,參與集會人數也得到激增:此前頂多一兩百人參加,今年卻來了七八百人。

樂雅麗知道,維權不易,過程漫長。“你不可能指望這份請願書能立刻放到總統的桌前,並且被看到。但是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份可能性。”她會欣喜於每一次路人的好奇和回復。面對那個巨大的“惡”,好像“撬動了一點點”。

去遠方

在成為護理工前,樂雅麗在制衣廠做了五六年的工。上世紀九十年代,貿易浪潮席卷而來,本地華人幾乎將制衣廠開到紐約的每條街區,等待縫合的衣物堆成一座座小山。樂雅麗找了份家附近的衣廠的工作。“老板娘心腸好”,答應她可以提前兩小時下班,回家給小孩做飯。


後來制造業向中國東南亞轉移,紐約的制衣廠成片地倒閉。在縫紉機前長期久坐的樂雅麗,也因坐骨神經損壞,無法繼續這項職業,於是成為一名24小時護理工。

可做了這份工,樂雅麗感覺和孩子交流機會越來越少,見面了也不知道說點什麼。學校開家長會,大多是樂雅麗的哥嫂代替參加。兒子似乎也習慣了她的缺席:“反正你又不會英文,去了也沒用。”

一次,嫂子開玩笑,讓樂雅麗的兒子直接叫她媽媽,兒子欣然應允。這件事後來被當成趣聞分享給樂雅麗,她聽後久久沒有言語,“我心裡在流淚。”


美國後,她竭盡所能地想在職場中騰出照顧家庭的部分,但還是失敗了。

“夫妻吵架的,離婚的,小孩學壞的,離家出走的,不計其數。”寧子舜看過很多護工家庭的破裂。那條“全球照護鏈”上,前端富足輕盈又完滿的家庭,總是以末端家庭的負重為代價。

衣廠工、餐館工、家庭護理工,和樂雅麗差不多地位的一代華人移民,幾乎在這三類工作中打轉。他們努力賺一份退休金,為子女爭取一份美國公民的待遇,以及階級躍升的可能性。

樂雅麗從未想過人生還可以如何選擇。她感覺自己活了大半輩子,一直被命運裹著往前跑,什麼事好像都是無可奈何。來美國是無可奈何,做家庭護理工是無可奈何,現在拖著因做護工而傷殘的身體過活,也是無可奈何,“人生不是想做什麼就可以做的。”

她記得,初來美國的時候,她在一棟大酒樓前遇見過一群討薪的工人,他們也是喊著口號,舉著標語,還抬著一口紙棺材。那時她對“維權”並沒有什麼概念,只覺得“有些晦氣”。

但如今,她已經充分理解了那群人——自己的利益受損就該勇敢維護。她只是有些遺憾,當年他們只是在酒樓門口喊了很久,“應該去勞工局門口,去市政府門口,讓更多的人知道。”她做到了,這讓她在“無可奈何”之外,找回了一些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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