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改革！这国留下的深刻教训

当时国际上流行新自由主义，梅内姆也全面接受了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

从今天看，梅内姆的这些政策和米莱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经济体制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这三方面着手。

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不禁让人追问，阿根廷再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和逻辑。那就是市场是什么，市场能带来什么？这不是一个宏观问题，而是一个微观问题。

理论上阿根廷的市场经济改革越是成功，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越是可以惠及更多人。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贫富差距增大的情况，但不应出现经济增长反而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还在增加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有什么原因阻碍了交易的达成和经济的发展。而这种阻碍背后，往往是对私有产权的侵犯。

只不过，有的侵犯行为比较明显，而有的则隐藏的比较深，不容易看出来。

我们先说隐藏的比较深的。政府层面，阿根廷没了“富贵命”，却得了“富贵病”。曾经的“富贵命”短短几代人就被折腾没了，但“富贵病”却被继承了下来。

二战结束后，阿根廷就建立了与欧洲类似的福利主义制度，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较高，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和补助也比较高。

原有的《劳工法》和《工会法》等，对保护劳工利益作出了严格规定，并赋予工会很大的权力。

很明显，国家层面统一的高福利有别于某个企业自行实施的高福利。

法律强制统一下的过度保护和高福利，不仅会加重企业负担，造成生产成本过高，降低劳动生产率和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且还会让企业失去自我调整的弹性。

一旦企业遭遇到经营困境，很难通过降低福利来度过难关。

实际上，梅内姆执政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劳工法》和《工会法》正严重阻碍阿根廷的企业和经济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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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改革触及的利益涉及到千家万户，正所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

今天米莱也在削减民众福利，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工会要组织抗议了。

不仅如此，旧病未去新病又来，阿根廷政府还染上了新时代的“富贵病”。

《劳工法》和《工会法》的余毒还没有清除，1993年阿根廷又通过了新的《社会保障法》，建立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新的养老金制度、年金委托管理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失业保障制度等等。

而且，《社会保障法》对企业和个人投保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并非是基于市场自由自愿的可协商条款。

《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成为压在阿根廷企业上方的“三座大山”。

而究其本质，不过是对企业产权的侵犯，本应是企业和雇主之间协商解决的交易问题，却被法律僵化地固定下来。

大企业或者国企可能还能承受住这些成本，而中小企业就扛不住了。

一项数据可以说明这“三座大山”的威力，当时阿根廷出现了一个现象，在正规部门就业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黑工”却大量存在且不断上升。

所谓“黑工”，就是指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的非正规就业人口，其收入一般比正式工人低一半。

“黑工”属于阿根廷低收入阶层中最低的人群，他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也没有法定的带薪假期。

根据官方统计，1999-2001年，“黑工”人数约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30%以上，2002年这个数字升至48%。

我们也正是可以从这里看出，《劳工法》、《工会法》和《社会保障法》这三座大山，是如何压垮阿根廷经济的。

一同压垮的还有阿根廷财政，本来严格财政纪律，保证收支平衡，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基本要求之一。

但是阿根廷改革期间，一直没有认真落实这个要求，结果出现了连续10年的高额财政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