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观点:我们正目睹一个科学超级大国的自我毁灭

本文刊发在纽约时报观点，作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是哈佛大学的人文学科教授。

特朗普政府削减数十亿美元联邦对科学和医学研究的资助，打击美国大学，这一举动唤起了我记忆深处的一个短语：“蹲下并找掩护”。这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学校里反复灌输给孩子们的话。

我们在电视上听到这句话，配合的是一部卡通片，主角是一只聪明的乌龟，名叫伯特，每当有危险靠近就会缩进壳里。在教室里，当老师下达指令时，我们被要求效仿伯特，钻到课桌底下，用手护住脖子。

这些动作被告知是为了防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核攻击。尽管我们还是小学生，但大多数人也模糊地意识到，这些防护方式根本无法真正保护我们免受毁灭。但我们还是按部就班地做了。

面对巨大的威胁，我们还能怎样缓解这种焦虑？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这一事件让这种焦虑急剧上升。这是冷战对手在火箭技术上领先的生动证据，激起了美国极其迅速的反应。

1958年，在两党支持下，国会通过、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国家防御教育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对教育最重要的联邦干预之一。这个法案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一起，使美国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科技领导者。

然而，近70年后，这种领导地位正处于危机之中。根据最新发布的《自然指数》年度报告，这项排名以科研机构在顶尖科学期刊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如今美国仅剩哈佛大学勉强留在前十，位居第二，远远落后于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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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上榜机构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德国马普学会，上海交通大学.

十年前，前十中只有中国科学院来自中国。如今前十名中已有八家是中国机构。

如果这都不算“斯普特尼克时刻”，那什么才算？

但如果说美国当年对斯普特尼克的回应，代表了一个团结一致、坚定信念、决心投入国家智力潜能的国家，那么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回应则体现出的是一个撕裂混乱的美国。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对科学共识漠不关心，只要与他的政治或经济利益相悖，他就予以否定。他排斥移民，致力于削弱大学研究体系——而这些大学原本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未来希望。

现在的威胁来自内部。而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大学的领导者几乎只是在“蹲下并找掩护”。

《国家防御教育法案》的出台，是因为普遍意识到，学校和大学不能只教学生钻到课桌底下。国家迫切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航空航天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材料科学家以及其他各类STEM领域的专家，而政府也意识到，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向学校和大学注入大量资金——大约1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10多亿美元。

当然，这项政府教育投资从一开始就带有意识形态目的。推动原因是对苏联的恐惧、对原子弹的恐惧、对在“太空竞赛”中落后的恐惧，同时也意在影响课程设置。

但这种影响远非像苏联那样灾难性的政治干预，比如特罗菲姆·李森科的遗传学理论曾令苏联生物学倒退几十年。相反，美国选择的是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科学系所。

直到1962年，获得该法案资金的学生还必须签署一份声明，确认他们不支持任何试图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不过，在一个典型的“出于错误动机做对的事”的例子中，国会中的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担心联邦资金会被用于推动去种族隔离，于是强行加入条款，规定法案不得被解读为允许联邦政府干预学校的课程、教学、管理或人员安排。